农经济负担，扩展了税基，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北魏汉化改革的研究，基本上秉持全面肯定孝文帝改革，贬抑冯太后的前期改革。这是因为前者全面汉化，符合少数民族追慕中原文明的一贯精神，让知识分子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感。而后者一介女流，却在传统社会中长期执政，在儒家观念里面属于牝鸡司晨，故而连她的改革也未得到应有的肯定。实际上，冯太后“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意义十分重大，促进了拓跋鲜卑进一步汉化，拓跋鲜卑真正摆脱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向农耕定居转变，就是由此开始并完成的。”郭建龙先生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审视冯太后改革：“从制度意义上看，冯太后的功劳远远超过唐太宗，是从北朝到南宋这一千年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一人。”
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终于驾崩，孝文帝开始亲政。孝文帝推行了比冯太后更“激进”改革举措，实行全面汉化政策，北魏的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孝文帝力主迁都洛阳，是基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因素考虑。洛阳是中原正统的代表，此前东周、东汉、曹魏、西晋都曾定都于此。洛阳地理位置极为独特，崤函为帝宅，河洛是王里，素有“九州暖地”之称，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帝王建都的理想场所。相比之下，平城显得鸡肋，平城作为革命根据地还行，但想要褪去鲜卑人身上的野蛮色彩，实现政治文明则不太现实[24]。况且平城环境恶劣，当时有一首《悲平城》的歌谣唱道：“悲平城，驱马入才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然而，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北人恋土，故土难离，想让他们迁都南下，勋贵集团表示反对。孝文帝只能忽悠他们，宣称要举国伐齐（南朝萧齐）。大臣都人精，知道孝文帝明是伐齐，暗为迁都，但却无法阻挡。孝文帝选了一个黄道吉日，让太常卿王谌卜卦了一卦，预测南伐凶吉。卦象显示上上签，孝文帝说：“爻签大吉，正是汤武革命，顺应天意。”孝文帝亲率30万大军踏上“征途”，当时正值雨季，道路泥泞，车马劳顿，都被折腾的够呛，走到洛阳之时，勋贵再也走不动了。孝文帝下令继续南下，群臣跪在马前苦苦阻劝[25]。孝文帝说：“既然你们不想去南征了，那好，咱们就在洛阳定都吧。”套路，全都是套路啊！就这样，孝文帝把这群草原上的汉子骗到了洛阳。鲜卑勋贵过惯了草原纵马狂欢的日子，在洛阳呆不习惯，就要闹着回代北。甚至连太子也被勋贵怂恿起来闹情绪。太子比较胖，胖子都怕热，洛阳热受不了，闹着回代北。勋贵们都蔫坏，拿太子当枪使，让他带着骑兵偷偷溜回去，看看孝文帝啥反映。太子带头当反对党，把孝文帝气得够呛。派兵追回太子，直接贬为庶人。勋贵不是要看我的态度吗？杀鸡儆猴，这就是孝文帝的态度。看你们这些“猴”，哪个再敢闹腾！
胡人习惯于“披发左祍”，或者是“编发左祍”。“编发”就是把头发编起来，盘在头上。而中原汉人的服装特点：“上衣下裳，束发右衽”。在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下古代服饰文化。汉人的传统衣裳宽袍大袖，上穿衣，下穿裳（裙子），不论男女都穿裙子，孔子穿裙子，秦始皇也是穿裙子的。中国古人在汉武帝以前，都是这么穿。中原人开始穿裤子始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就是说，汉人选择穿裤子是打仗的需要，骑马没法穿裙子，上下马不方便，里面光着磨得慌。中原汉人在汉武帝时代以后，才开始普遍穿裤子。与汉人宽袍大袖不同，胡人衣服短衣窄袖，便于骑马射箭，长筒靴便于在草原上生活。中原人习惯“束发右衽”，“束发”就是将头发扎起来，在上面再戴上冠（贵者戴冠）、扎着巾（贱者着巾）。“祍”是指衣襟，汉人的衣服衣领连接左右衣襟，衣襟相交于胸前，左边衣襟压在右边衣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