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早期的官吏是没有俸禄的，文武官员的经济来源靠劫掠和赏赐。随着北魏逐渐统一了北方，没了抢劫的对象，立功受赏自然相应减少。官员的生计怎么解决？只能通过贪污受贿、搜刮百姓、官商勾结等非法所得，吏治败坏成为必然。吏治败坏，官吏祸害民众，激起民众反抗，官民情绪对立，不利于北魏政权的稳定。于是，汉族官员发出呼吁，必须进行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冯太后通过孝文帝的名义下发诏书，在北魏全面推行俸禄制。诏书规定，在“班禄”之后，如果各级官员还不守规矩，再贪赃枉法绝不容情，即便是贪污一匹绢布者，都要处以死刑。按照新的俸禄制度，鲜卑旧贵族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抢掠贪污了，因此在班禄制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旧贵族的集体抵制。
为此，冯太后召开大朝会，让官员们进行廷议，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其中汉族官员高闾主张，坚决要求实行俸禄制。他认为：“实行俸禄制，体现了国君对臣子的恩惠，臣子从而尽心尽职；反之，则会造成官员们贪赃枉法，清官也会被拖下水。因此，决不能废除俸禄制！”高闾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尤其是有利于强化皇权，获得了冯太后的大力支持，俸禄制被贯彻下来，吏治有所改善。
鲜卑人原为游牧民族，他们进入中原地区后，逐渐认识到农耕的重要性。他深知想要站稳脚跟，就必须放弃草原游牧思维，学会中原农耕精神[9]。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就曾下令屯田，劝课农桑。到了孝文帝执政时期，北魏开始考虑实行均田制。推行均田制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荒地。魏晋以来，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大量土地抛荒，无人耕种，政府手中掌握大量荒地。二是粮食短缺的现实原因。北魏定都平城之后，首都地区经常出现粮食短缺，军队粮食供应也是青黄不接。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恢复生产，鼓励农耕，才是治本之策。
于是，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在大臣李安世建议下，北魏颁布均田令，由政府主导土地改革，将天下的无主土地分给农民。
推行均田制的前提，政府必须掌握准确掌握土地数量、人口基数、征税数额的数据。但，但刚入住中原的游牧政权，根本无法做到。而北魏此前施行的“宗主都护制”经济，也不利于政府调查数据。它是从十六国后期的“坞堡经济”发展而来，其最大的特点是采取合户制。民众为逃避赋役，将自己的户口、籍贯都寄托在宗主名下，成为宗主的私家人口，即“包荫户”[16]。而户主则是坞堡主、宗主，他们负责向政府交纳赋役。在宗主都护制经济下，农民不仅要受到经济盘剥，还要受到人身限制，宗主甚至还可以决定名下农户的生死。宗主实际上就演化为地方上的土皇帝，这无形中削弱了中央集权。
既然均田制势在必行，那么废除宗主都护制则成必然。太和十年（486年），北魏名臣尚书仆射李冲（也是冯太后情人）提出户籍改革方案，实行三长制：将豪强门下的荫户变为国家掌握的编户齐名，这对宗主都护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同时，按地域重新编制地方基层组织，在推行三长制。规定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17]。“所谓三长制，就是在县以下设立半自治机构，来负责一部分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时也可以实现民间经济的自我管理。”
三长制的推行，政府把手伸向基层，取代豪强地主把持的宗主督护制，增强了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北魏政府终于清查了全国土地数额、人口数量和土地资源，方便了推行均田制度，同时也拓展了税基。改革之后，“宗主都护制式”大家庭被拆散，小农经济模式在北魏全面推行开来。打击了贵族之家，减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