饬属禁戢。外合恭请指挥申严。仰望陛下留神省察，速赐施行，庶生齿渐繁，户口日众，绵国祚，亿万年，无疆之福，不胜至幸。
在宋朝这一政策的指导下，福建地方官以各种方式尝试改变流行于山区的溺婴习俗。朱熹父亲朱松任政和县尉时，曾作《戒杀子文》，予来闽中，闻闽不喜多子，以杀为常，未尝不恻然也。无故杀子孙，官法甚明。他劝导民众不可溺婴，言之谆谆，他日有谓其子孙曰：活汝者，新安朱乔年（乔年为朱松之字）。魏掞之也采用劝说为主的方式，建俗生子多不举，为文以戒，全活者甚众。有一些官员采取奖励生育的方式，刘允济在南剑州善诱而严戒之。举者给粟赈货，不举者罪焉。俗为之易。又如余端礼、郑侨言，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福建提举宋之瑞乞免鬻建、剑、汀、邵没官田，收其租助民举子之费，诏从之。朝廷则有给钱养子的政令，庚子，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福建之外，也有施实类似政策的，己亥，以永、道、郴三州、桂阳监及茶陵县民多不举子，永蠲其身丁钱绢米麦。
朱熹等道学家也配合官方的行动，邵武军的光泽县存在溺婴习俗，中下之家，当产子者，力不能举而至或弃杀之也。但在朱熹等人的影响下，当地设立了举子仓与社仓，其中举子仓的收入，专门用于养活弃婴。
应当说，民间习俗的改变并没有那么容易，尽管有官方的禁止，但在实际上，溺婴习俗在福建长期存在。不过，由于官府的禁令，宋代这一习俗毕竟受到了限制。溺婴恶习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变，造成福建人口增长。例如：林积仁，宰欧宁三年，民户增一万五千余时以四最六善课群吏，瓯宁为第一焉。可见，宋朝廷对溺婴习俗的禁止，还是取得一定效果的。
须注意的是：宋代闽人溺婴，不仅是溺女婴，而且溺男婴，例如，宋代大儒胡寅是闽北崇安县人，《宋史·胡寅传》记载：胡寅在出生时，差点遭到溺杀的命运：寅将生，弟妇以多男欲不举，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但对闽人而言，男婴有更多的保存价值，所以，民间溺婴以女婴为多，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元代，如元代《通制条格》对溺女问题专门规定：今已后女孩儿根底水里撇的人每，一半家财没官与军每者。这条史料的存在，说明元代溺女婴习俗十分流行，在这种习俗引导下，必然造成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男多女少。
二、明清福建溺女婴习俗的流行
明代以来，福建溺婴习俗有很大变化。从男婴、女婴并溺，逐渐演变到只溺女婴。我们知道：宋代福建人溺婴主要有四点原因：
其一，计产育子；
其二，害怕多子分家；
其三，人丁税苛重，不堪承受；
其四，害怕厚嫁破产。
迄至明代，这四点原因有所变化。其一，在计产育子方面，宋代的闽北是一个缺粮的地方，经常发生粮荒，因此，百姓不敢多养儿子。但到了明清时期，闽北成为福建的粮仓，大量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销闽江下游，闽北农民不必考虑无法养活儿女的问题。
其二，在害怕多子分家问题上，闽人的观点逐渐向多数中国人靠近，多子多福成为普遍性的观点被接受。我们知道：南宋时期闽北为朱熹等理学家活动的地方，由于这些理学家的影响，源于北方的儒学的一些观念，逐渐被福建民众所奉行，这是可以理解的。如福安县：男女安耕织，兄弟不相离。
其三，在人丁税方面，明代福建存在实际上的人丁税，这就是以人头计算的盐税。不过，明代福建是否征纳人丁税，其关键不在于人丁实际数额的多少，因为，明代福建普遍存在隐瞒人丁数字的情况，官府所掌握的福建人口数远低于实际数字，这是明代福建史的常识。因此，民众即使有多育的情况，也可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