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东北地区的沈城度过的。那个时候的沈城铁西区，还没有像王兵在后来所拍摄的同名记录片中所展现的那样颓废。虽然两者在街道和建筑的外观上，都有着相仿的落后和灰败，但在七十年代末，人们的朴素身影中和因为长期营养匮乏而欠缺红润的脸庞上，都勃勃洋溢着**过后的生机和希望。
我在七零年代初的厂区宿舍大院里出生。等到会跑了，就开始懵懵懂懂地尾随着哥哥姐姐野蛮地生长着。再到了适学的年龄，恋恋不舍地告别散养的大院乐园，跟随着母亲去距家最近的勋望小学报名入学。七八年始，社会教育刚刚回到正轨，学校的治学管理从之前的*乱转向*治。教学的资源和基础水平固然仍有不足，就不妨先从校规校纪抓起吧。
因为我的年龄比学校规定的招生年龄小了几个月，学校便要拒绝我的入学申请。在母亲的多次恳求之下，又通过了若干个老师加减乘除的几番测试后，校长才拍板破格收下了我。但告知还是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试学考核的。若是在开学阶段的生活或学习中有跟不上大家的迹象，学校还是要劝退的。由此可见，当时的治学管理应该很是严谨的。
其实，他们并不知晓，我在入学前便早已有了些走南闯北的经历。在入学前的两三年中，我有相当一段时间是辗转在长春、抚顺和沈阳郊区的舅或姨家度过的；甚至还随着父亲坐火车去过北京和青岛，到属于父亲那支的亲戚家里串门拜访过。这些经历的锻炼让我不出所料地融入了校园的生活，顺利地通过了试学期。从此告别了无拘无束的学龄前生活，光荣地成为“我办事，您放心”的**队伍中的一员。
那个年代的双职工家庭，把孩子交给学校管理是生活上最放心，也是经济上最节约的方式。况且，勋望小学也的确是一所相当不错的小学。据说，它始建于1946年，由一名黄埔军校的将官出资建立。1954年，搬迁到现在的位置。在六十年代，还获得过周总理亲笔题字的表彰。而就在我入学的那一年，它又被辽宁省政府确定为首批的省重点小学。
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我就像大院里所有的孩子一样，每天早上都斜挎着一个哥哥用过的旧书包，一步三颠儿地奔向学校。装满书本的布书包在身后随着跑动的速率而不时颠起，极有规律地拍打着大腿后侧，书包内的铁皮铅笔盒也随之发出“哗哗”的声响。从家到学校的距离不到二里地，中间需要横穿一条马路。那时候，机动车辆还是稀罕物，极少能遇见，是用不着担心的。反而让人有些担心的是在上学途中，偶遇埋伏路旁野孩子的“劫道”。其实，无非是抢走支铅笔或半块橡皮什么的，又有谁能阔得兜里还会装着毛儿八七的零花钱呢？每天早上的校门口，也总是散立着几个戴着红箍，明目张胆地“劫人”的同学。他们是在检查入校学生有否按照要求佩戴红领巾的高年级值周生。有时他们也会随意增加个人卫生检查或是学生守则背诵…… 很多同学对于他们的畏惧常常远大于那些“劫道”的野孩子。
快到校门口的西侧路边，曾经残留着一段十几米长的砖墙断壁，有一米左右高，呈约30度斜角插入土中。孩子们经过时，大都会一跃而上，过独木桥般地快步蹴过。日复一日地走熟了，时而还会加个单腿蹦或是小鹿跳。每每呓想正冒着白匪密集的枪林弹雨，向着铁索桥头发起最后的冲锋。而桥的那一头，并不是敌营的碉堡，却是学校的大门。待混过了大门口那几位趾高气扬的值周“守卫”后，总会遇到从不同方向汇聚至此的小伙伴儿，便有说有笑地一起步入了校园。
勋望小学是用几十间简易平房围起四、五千平方米的土地而成。红砖黑瓦的平房垒排得整整齐齐，自东向西，依次分三重院落，倒也算是错落有致。北门是学校唯一的大门，建在第一重校院外墙偏西位置，恰好落在东西横放的三重院子的中间。由正门步入学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