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阳光明媚，市中心的一所私立中学里，教室里响着一片早读声。老师进来了，教室在一瞬间安静下来，老师一挥手，一个短头发的女生，穿着学校的礼服裙子走了进来，说：“我是安离，很高兴认识大家。”大家鼓掌欢迎。可是，安离刚在位置上坐定，旁边的男生就指着她的短发说：“新来的转校生不是女生吗？我看和男生没什么区别。”
安离尴尬地笑笑，想要解释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安离14岁，在暑假过完后转入了这所中学的八年级。在转校前，父母一直在说这所中学有多么多么好，比如每天都有外教课，小班教学，一学期两到三次校外活动等等。安离十分天真地，对这个学校的一切充满了憧憬。
这种憧憬，在她进入学校后就立刻停止了。
安离的班主任是一个老太太，一个会叫学生“死孩子”的语文老师。她每天的上课任务，就是从网上将课件复制下来，手中再拿一本教辅资料，课上照着念。她每天只布置抄写作业，让学生把教辅书上的题目抄上两三遍，如果考试时再出现失误，就多抄几遍。
如果语文课总结起来是“抄写”，体育课总结起来就是“跑圈”。
安离的体育课上，90%的内容都是跑步。安离常常会跑热身三圈，长跑十圈（250米操场）。这不是偶然，是常态。只有领导视察的时候会有改善。
安离的同学也让她很烦心。她班上的气氛非常不好，班里每一天都在吵架打架，总之，非常混乱，每个人学习的环境都不好。
另外，学校里还有很多奇怪的现象。校外活动是少数让安离满意的项目（最起码和学校的宣传广告上一致），也是唯一能让安离高兴一些的事情。学校规定课外活动要求学生自己赶到集体活动地点，午餐等也都是各家自带。可是有一次，安离正为了活动匆匆忙忙地赶地铁，她看见学校门口停着一辆精美的中巴车，另一批学生从学校的后门出来，排队上车。
还有一次，安离与她七年级的同学们聊天，他们说现在有一个市级的竞赛，全市的所有学校都必须有人参加，名额都是平均分配的。
安离听后非常心动，专门找到班主任，问能不能让她参与一下这个比赛。没想到班主任一口回绝，说学校没有参与这次竞赛，本校学生一个名额也没有，并且一个劲地对安离说“要等学校通知后才行动，禁止擅作主张”之类的洗脑句子。一个星期后，安离又一次和她的老同学们聚在一起，同学们却很高兴地告诉她：“你们学校在这次竞赛中的得奖人数是最多的，怪不得你要离开我们跑到那里去呢“。安离惊得说不出话来，她不想和他们解释她得到的信息，因为她自己已经混乱了。
每天晚上，安离都为学校的事情头疼，她最后想出了一个可能的结论：学校另有一批更加优秀的学生，分出了一个隐秘的重点班，学校的优质资源，比赛的所有名额，都分给了他们。安离越想越不对劲，心里非常不舒服，觉得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被舍弃的垃圾。
其他一些同学，虽然没有研究出类似的“重点班理论”，但针对着长期以来艰难的生存状态，他们都蠢蠢欲动，叫嚣着要维权。一些同学准备着上报教育局，安离则打算就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呼喊一下。
安离花了一晚上时间组织语言，将学校治理的失调和这些奇怪的现象写成了一篇长文，在午夜发了出去。她将其中的一句话用黑体字标了出来；我不是在控诉个人的失职，我是在指出群体的瘫痪。我不是身处天坑，而是身处汪洋，我周围没有可触及的彼岸，没有任何人或地方幸免于难。
过了两天，那些想方设法告到教育局的同学还没有反馈，倒是学校先发现了他们的行为，各个领导校长轮流谈话，老师更是在课后几乎是扯着将他们带到办公室，骂了半节课。
安离因此心惊胆战，每天心烦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