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在我身边就再没有一个通“人性”的人，如果九岁以前我还能从乳母的教养中懂得点“人性”的话，这点“人性”在九岁以后也逐渐丧失尽了。
结婚之后，曾派人又找到了她，有时接她来住些日子，在伪满后期，我又接她到长春供养她到我离开东北。她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向我或者别人索要过什么。她性情温和，跟任何人都没发生过争吵，端正的脸上总带些笑容。她说话不多，或者说，她常常是沉默的，如果没有别人主动跟她说话，她就一直沉默地微笑着。小时候，我常常感到这种微笑很奇怪，她的眼睛好像凝视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她这副模样常使我怀疑她是不是在窗外天空或者墙上字画里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关于她的身世、来历，从我小时候一直到在东北和她分开，她从来没有说过。直到我特赦之后，访问了她的继子，才知道了这个用奶汁喂大了我这“大清皇帝”的人，经受过“大清朝”的什么样的苦难和屈辱。
她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在直隶河间府任丘县农村一个焦姓的贫农家里。那时她有父亲母亲，一个大她六岁的哥哥，连她一共四口。五十来岁的父亲种着佃来的几亩洼地，不雨受旱，雨大受涝，加上地租和赋税，好年成也不够吃。在她三岁那年(即光绪十六年)，直隶北部发生了一场大水灾。这次水灾在李鸿章的奏折里有过这样的描述。讵自二十九日起至六月初六日，大雨狂风，连宵达旦，山水奔腾而上，势若建瓴，各河盛涨，惊涛骇浪，高过堤颠。永定河两岸并南北运河、大清河及任丘千里堤，先后漫溢多口，上下数百里间一片汪洋，有平地水深二丈余者。庐舍民田，尽成泽国，人口牲畜，淹毙颇多，满目秋禾，悉遭漂没，实为数十年来所未有……民间庐舍，本多用土砌筑，雨淋日久，酥裂不堪，一经灌入洪涛，无不墙倾屋圯，小民或倚树营巢，呼船渡救，或挈家登陆，迁避无方，颠沛流离，凄惨万状，几于目不忍睹，耳不忍闻。
在逃难的路上，她的父亲几次想把她扔掉，几次又被放回了父亲挑的破筐担里。这一担挑子的另一头是破烂衣被，是全家仅有的财产，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她后来对她的继子提起这次几乎被弃的厄运，没有一句埋怨父亲狠心的话，只是反复地说她的父亲已经早饿得挑不动了，因为一路上要不到什么吃的，能碰见的人都和他们差不多。这一家四口，父亲、母亲、一个九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好不容易地熬到了北京。他们到北京的目的是投奔在北京当太监的一位本家，可是这个太监连见也不肯见他们。他们成了街头的乞丐。北京城里这时也正住着成千成万这样的灾民，露宿街头，啼饥号寒。与此同时，朝廷里正在大兴土木，给西太后建颐和园。从《光绪朝东华录》里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这年祖父去世，西太后派大臣赐奠治丧，我父亲承袭王爵。醇王府花银子如淌水地办丧事，我父亲蒙恩袭爵，而把血汗给他们变银子的灾民们正在奄奄待毙，卖儿鬻女。焦姓这家要卖女儿，但是没有人买。
这时害怕出乱子的顺天府尹办了一个粥厂，他们有了暂时栖身之地，九岁的男孩被一个剃头匠收留下当徒弟，这样好不容易地熬过了冬天。春天来了，流浪的农民们想念着土地，粥厂也要关门，都纷纷回去了。焦姓这一家回到家乡，度过了几个半饥不暖的年头，庚子年八国联军的灾难又降到河间保安两府，女儿这时已是十三岁的姑娘，再次逃难到北京，投奔当了剃头匠的哥哥。哥哥无力赡养她，在她十六岁这年，在半卖半嫁的情形下，给一个姓王的差役做了媳妇。丈夫有肺病，生活又荒唐，她当了三年挨打受气的奴隶，刚生下一个女儿，丈夫死了。她母女俩和公婆，一家四口又陷入了绝境。这时我刚刚出生，醇王府给我找乳母，在二十名应选人中，她以体貌端正和奶汁稠厚而当选。她为了用工钱养活公婆和自己的女儿，接受了最屈辱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