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内容性质，我认为《周易》原是一部占筮书，为供占筮参考而作，但它由许多占筮辞经编著者的选择，分析，改写和组织，它就不单纯是占筮书，而是寓有作者的思想的占巫书……所以《周易》是以历史材料（旧筮辞）做根据表现作者哲学思想的一部占筮书。”（《周易探源》中华书局李镜池著1978年版第1页第6页）
黄寿祺先生的《周易泽注》前言说：“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著。这部奇书的思想光华，是通过神秘的‘占筮’外衣，焕发出恍惚窈冥的象征色彩。它那蕴蓄丰富的变化哲理出现之际，人们对之既向往又‘陌生’，乃至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周易》的性质，历来颇有争论。主要的分歧是：或以为是筮书，或以为是哲学著作。这一问题牵涉到对《周易》经传大义的认识，由此这里亦分经传两部分试作探讨。
显然《周易》的卦形，卦爻辞创成之后，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因此《周易》的‘经’部分，虽以占筮为表，实以哲学为里，应当视为一部独具体系的哲学著作。”（《周易译注》“前言”黄寿祺、张善文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再看《周易译注》对《乾》“用九（1），见群龙无首吉（2）”的注释：
“[注释]：（1）用九，这是指明《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易》筮过程中，凡筮得阳爻，其数或‘七’，或‘九’。‘九’可变，‘七’不变，故《周易》筮法原则是阳爻用‘九’，不用‘七’，意即占其‘变爻’，若筮得六爻均‘九’时，即以‘用九’辞为占……。”
黄先生一面讲《周易》筮法，一面又说《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
高亨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又是一位有名的易学家。其《周易古经今注》写于1940年，重订于1963年，分“通说”和“注释”。“注释”部分又经过1981年重修，到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
《周易古经今注》“旧序”里说：“《周易》古经是因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筮就是算卦。古代算卦，一般是巫史的职务，巫史们在给人算卦的时候。根据某卦爻的象数来断定吉凶，当然有些与事实偶然巧合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经验。他们把一些经验记在某卦某爻的下面，逐渐积累，成为零星的片段了筮书，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人加以补充编订。《周易》古经至此才告完成。”（《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高亨著1984年版）
这说明高亨先生把《周易》定性为筮卜之书了。但高亨又不像黄寿祺等说的那样《周易》卜筮是表，而哲学是里。而高亨并没有认为《周易》有哲学的思想，可高先生既然认为《周易》是筮卜书，又何必那么兴趣的去研究，还注释那些认为的“筮卜辞”又有何目的呢？难道是发扬算卦之术吗？
高亨同李镜池那样是坚定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周易古经今注》“旧序”里又说：“讲《周易》固然不能抹煞象数，然而总是讲不圆满，反而使人迷乱。”
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里的“周易古经通说”共分七篇，其中把《周易》用“筮”来命题与表述的就有两篇，一是《周易筮辞分类表》，一是《周易筮法新考》。
而陈鼓应在他的《道家易学建构》一书中开篇这样写道：“《易》本是殷周之际的占筮之书，自西周到春秋战国的漫长时间里，逐渐由哲理化而哲学化，其哲理化是春秋以降解《易》者的成果，而其哲学化则是受了老庄及稷下道家思想的洗礼。”（《道家易学建构》陈鼓应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页）
陈鼓应这一段话表述了几个概念，其一，把《周易》定位与定性于殷周之际产生的占筮（现称算卦）之书。其二，一部本是占筮之书，逐渐由哲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