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那么，《左传》里出现的引用《周易》句子，而在于阐明事理时同样用“×之×曰”这种格式，又如何解释呢？
如前面已引过高亨所说的：“《周易》古经，初时殆无爻题，爻题似晚周人所加。《左传》、《国语》凡记筮事，皆云遇某卦之某卦，所谓遇某卦之某卦者，乃筮得本卦而某爻变（阳爻变为阴爻，或阴爻变为阳爻），因而转为别一卦也。以筮法言之，主要在观本卦之变爻，然则可云遇某卦某爻，而《左》、《国》决不云遇某卦某爻，其所以如此，盖彼时尚无爻题也。”
这里高先生所言，目的是在于说明《左》、《国》所用的《周易》，还没有“爻题”，这无疑是正确地。但高先生却认为的“《左传》、《国语》凡记筮事，皆云遇某卦之某卦，所谓遇某卦之某卦者，乃筮得本卦而某爻变（阳爻变为阴爻，或阴爻变为阳爻），因而转为别一卦也。以筮法言之，主要在观本卦之变爻，然则可云遇某卦某爻”这种说法，又无疑是错误的。正是《左》、《国》里出现的“遇某卦之某卦”（即“×之×曰”），那不是卜筮上的“变卦”筮法，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名称，作为《周易》每‘篇’里“繇题”的一种固定文本结构形式所形成的称法而已。所以春秋时人们在引用那种文本里的句子阐明事理时，同样是“×之×曰”。
总之，以《左传》一书所证实，在春秋时期，《周易》一书里还无“爻题”，即还没有把“九·六”数字作为“爻题”加进《周易》一书里。也有《左传》一书可知，今本《周易》文本起码在春秋时期，还没有定型，这应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今本《周易》就是在战国及西汉初期这段时间内看是何时定型的了。
以上是从地上传承下来的书籍文献来看今本《周易》的定型时间，我们从先秦的传世书籍里来看所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有无反映“九·六”爻题，已知所引用《周易》里的句子，并没有反映“九·六”爻题。我们又从战国时期产生的一部史书《左传》里看到的是不同于今本《周易》的另种《周易》文本。而这些地上的材料证据，与上博藏竹书《周易》标本的鉴定时间，并无冲突。我们说上博藏竹书《周易》的标本时间产生的年代，并不等于今本《周易》定型的年代。那么，今本《周易》的定型时间，就在于战国与西汉初这段时间内的某一时间段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今本《周易》在这一时间段里是何时定型的。虽然从传世的先秦书籍里并无发现带有“九·六”爻题的引句，但以此并不能证明“九·六”爻题的今本《周易》在西汉初期之前就没有出现。因为在西汉时期里的文献书籍里出现的引用《周易》里的句子同样是不带“九·六”爻题称法的。难道西汉时期里《周易》文本还不是以“九·六”为爻题的卦爻式的《周易》文本么？所以，单从先秦的传世书籍里看引用《周易》里的内容，而没有反映“九·六”爻题，就不足为证今本《周易》在西汉之前没有出现。那么，在传世的先秦文献里，唯有《左传》一书可以印证今本《周易》定型的上限了。从《左传》一书里已知，春秋时期所用的《周易》文本，不是以“九·六”为“爻题”的《周易》。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篇名称为“繇题”的《周易》文本。这也说明今本《周易》在春秋时代还没有定型。春秋时期，无论卜筮，还是引用，所使用的是春秋《周易》文本，即以《周易》名称为“繇题”的《周易》文本。这都是有《左传》一书所印证的了。而从《左传》一书里记载的占、卜例子的内容，还可印证今本《周易》定型的上限时间。《左传》里有一占、一卜例子，从解释占与卜的内容来看，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却是战国后期的发生的事情。这就涉及的《左传》一书的成书年代及作者的生活时代。我们来看《左传》里有一占与一筮例子，所涉及到的历史时代内容。
《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