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教士不再满足做法事、出售香烛、安置灵位等传统盈利方式，他们开始人为修建景观收取门票。朝廷和藩镇都支持这种商业化，如果“划水道”的教士都去追逐世俗的利益，他们就不会妨害这些君主的统治了。
华穗县临河山区的一个微型寺庙没有享受到商业化大潮带来的利益，因为当地缺乏知名的景点，收取门票赚钱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值守这里的“划水道”教士是个科班出身的大学生，为了打发无所事事的日子，这位教士承包了这里的一个鱼塘养鳖。程克不忘送给杜樟夫一笔收入，他被介绍到这里担任庙祝。
这样的商业化是对“划水道”这种古老宗教的巨大破坏，“划水道”获得大批信徒的原因在于这个教派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世俗的价值评判标准。一个身无分文的穷人在看到别人大口吃肉和享受女色的时候就会感到苦恼和嫉妒，然而在“划水道”的观念里，这个人或许就陷入了“道心破碎”的危机，这辈子就要和超脱天道成为不朽无缘了。这位“划水道”的信徒会得到极大的安慰，他的精神会得到振作。
共和军运动兴起之际，世人普遍认为现代化发展会完全摧毁古代教派的力量，但是“划水道”的信徒反而在江后主和刘帝时代快速上升。市场经济的大潮产生了大量的世俗失意者，他们急需寻找一个团体来排遣自己的不满。一般人通过“划水道”教义里简单而不断重复的仪式就能净化灵魂，迷茫的普通人非常容易被这种简单的方式所吸引，相互强化认同的教友也让他们愈发笃信“划水道”的学说，留守的老人和失意的年轻人纷纷成为道友。
如今的“划水道”教士按照每年的收入而非品德和贡献划分等级高低，这种和世俗观念的同流合污立即摧毁了大部分“划水道”组织的影响力。界河和江东交界处的“划水道”保持着古代的传统，一般人无法通过捐款来超脱天道，所以反而有着强大的影响。
江后主麾下的一批文臣武将也皈依了“划水道”，这些人飞黄腾达的岁月已经过去，他们变成了勋贵集团内部的失意人士，帝国的“定国公”卢献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华穗安定下的杜樟夫时常打电话回苦县联系李启开、钱恒成、辛仁豪和黄岗这些后生，周占山这次逃到程克的封地上就没少依赖他的关系。
这座“划水道”的庙宇急需一笔经费进行整修，杜樟夫就找周占山借了一笔钱过去。起初周占山非常担心朝廷方面会派特务来抓他回去，但是随时间的流逝，这份顾虑日益减轻，程克和朝廷之间没有签订过《引渡条约》。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得知苦县的警备队宣布凶手已经落网，周占山因此更加放松了警惕。
马治龙和龚国峰在清风岗被人枪杀以后，苦县的警备局长一连数日寝食难安。这类贵族被杀的案件并不多见，马治龙的朋友立即在下京施压下达了必须在十五日内破案并缉拿凶手的严令。这个案子要是破不掉，警备局的几位长官每隔三日就要降级一等。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一个月以后局长和支队长全部要上街巡逻靠开罚单来挣些小费。
已经逃走的作案凶手在半个月内绝对无法抓捕归案，所以警备队便打算按照以往的办法处理此事，宣布案件成为悬案会被上级批评，所以他们选择了找人顶罪。专案组的组长找来一位已被判处死刑的平民进行了多次沟通，他们要求对方主动认下清风岗杀人事件的罪名，如此一来他的家属就能得到一笔可观的抚恤金。囚犯自然同意了组长开出的价码，这个案子宣告侦破。
“划水道”这座年久失修的庙宇修筑在交通不便的半山腰上，大门前面不到二十平米的空地紧挨着陡峭的崖壁，站在空地上望出去可以看道远方青翠的山丘，大片松竹和天边流动的浮云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卷。秋天到来以后，午后两个小时的充足阳光变得弥足珍贵，周占山和杜樟夫常常在庙宇前方的水泥地上讨论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