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节严的一番话让赵昺沉默了，也让他对自己这一阶段的所为进行了反思。在与蒙元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自己亲率大军收复了江南，这让他自信心也为之膨胀，权利欲愈加强烈。而这也是在太后回到临安后接管权力，自己骤然被迫‘修养’后，极度郁闷和烦恼的根源所在，是对权力贪恋的渴望的爆发，进而急于求成，丧失理智的原因所在。
而对权力的贪婪则往往会使人丧失理智，回想其自己要采用诱敌深入的策略尽歼蒙古淮西之敌，以夺取江淮，其实如今想来也够疯狂的，自己是只想到胜的结局，却没有想到败的结果。此战一旦失败，蒙元大军则会渗入江南，可他们的大军全部投入到抢占寿州的战役中，没有任何机动兵力在手。或是蒙元自淮西南下只是调虎离山计，主攻方向在平江，那么临安就有再次失守的可能，长江防线失守的后果不难想象。
赵昺想到这里有些后怕，自己这简直就是玩火，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的贪恋就是在拿整个国家赌博，但幸好临门一脚的时候及时停了手。而对于整合内政，他更觉自己有些急于求成，正如老头儿所言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耐心，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解决内部矛盾，建立以军人为主导的政权，却没有顾忌到后果。
这让赵昺想到前世时，林语堂在评价武则天时所言：谋杀既然成为了习惯，凶手对谋杀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则天心里，屠杀就是伟大，就是权威。也正如有西方学者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是这样说的：绝对不可能从人性原则推断政治学。而自己一旦也习惯以此解决问题，即便确实是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甚至理由也还有些‘大公无私’，但也会逐渐失去了本心。
当下老头儿一番告诫就如给了赵昺当头一棒，也让他清醒了许多。大宋沿袭三百年的制度，按照存在即合理的原则，也定然有着其存在价值，当然也不排除其中亦有不合理。而后世的评价也往往是站在当下的角度上去评论，难免有偏颇之处。更不能排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以利用，将芝麻说成西瓜，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优点和缺点。
如此赵昺也对大宋的‘虚君’也就有了另外的解读，宰相虽然名义上掌握着实际治理权，但是同样要独断朝纲也是很难。因为不仅有台谏的牵制，同样他们也是一个执政团队，需要进行集议，形成统一意见才能定夺。而历史上权相的出现也往往是独相的时代。另外皇帝掌握着宰相的任命权，大可以选择与自己执政理念相似的朝臣为相，或增加副相进一步分解权力，避免权臣的出现。
所以赵昺以为‘虚君’虽然是士大夫们的共识，但是在实际权力运作当中离‘虚君共和’尚有很远的距离。这种集体决策制度虽然避免了相权的不可控，减少因个人认识的偏颇造成损失。但同样有着不小的弊端，很容易因为意见分歧严重导致议而不决、人浮于事执行力差，无法对紧急事件作出快速反应，甚至引起党争等等弊端。
再有虽然在制度设计上，为防止皇帝独断作出了种种限制，使得皇帝的诏书若是得不到执宰们的副署难以执行和贯彻。但赵昺以为同样自己若是不在两省的敕令上盖章，他们同样无法下发执行。另外皇帝在理论上也可以绕过中书舍人草诏、给事中审核等法定程序，也不用宰相副署，直接以“手诏”、“内降”、“内批”等形式颁布命令。即使这类私旨在法理上并不具备合法性，却也能通令天下，让宰相们无可奈何。
想明白了其中的利弊，赵昺心中豁然开朗，自己大可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和后门为自己打开一条通路，而不必非得诉诸武力。但不能说他就甘心于对自己的桎梏，自己仍然需要剔除其中的糟粕，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扫平道路。这条路虽然依然充满坎坷和不确定性，但总好过一场可能引发全盘震荡的血腥清洗，毕竟那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
“陛下，吴家之事还要早作定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