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让广东的十二兄弟去做，其他的在基层实训的儿子们，可以在实训的时候随时观察分析。
如果不使用针对嫌疑犯身体的各种破坏性手段，能不能正常的断案施政。
关键是效率相比使用简单的刑法会有多大的差异。
与此同时，作为广东兄弟报告的附件，山县的那个案件本身，朱简烜本来也没有太在意。
但是看到当事人的名字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些额外的端倪。
朱简烜虽然不是广东人，但是对广东却有一些刻板印象。
司徒、容、冼，都是典型的广府人姓氏，伟雄、锦堂、兆基，也都是典型的广府人的名字。
而林是福建大姓，水生也不是典型的广府人名。
这个林水生不一定是福建人，但有可能是雷州或者琼州人，也有可能是潮汕人。
琼州和雷州属于广东，属于广东最偏僻的地方，而广州是现在华南地区的工业中心，用工量每年都在上涨。
林水生可能是从潮汕或者雷琼两地去广州谋生的。
所以单纯看当事人的名字，就不能排除一种地方上的典型问题，外地新移民和本土人之间的矛盾。
冼兆基怀疑林水生盗窃，其他的工人也怀疑林水生，当地锦衣卫也都是本地人。
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证据，但是林水生一家是外来户，还不是能跟广府人较劲的客家人。
别管是单纯的觉得他们这家外地人可疑，但是就是故意栽赃陷害，林水生在山县都是有口难言。
但是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应该怎么预防？
根本性的办法当然是均衡发展，让各地都有自己的产业，让大部分百姓不需要背井离乡，到外地去讨生活。
但这样又会导致地方宗族势力根深蒂固，让朝廷管理力量无法真正深入地方。
这在前世的现代社会，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另一个角度的方法是大力推动城市化，吸引大量的外地人形成规模巨大的城市。
让外来人口的数量远远超过本地周边人口。
如果原有的本地城市已经很大了，或者是本地周边的居民也具有相似的文化，已经将城市规模推高到了巨大的规模。
比如说广州府就是这样的情况。
在清朝嘉庆年间的时候，广州府的两个附郭县，南海县和番禺县户籍加起来，已经有两百万人口了。
住在城市中的虽然只有五十万出头，但那是农业时代的技术水平限制导致的。
农业时代的城市，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口。
除非有什么特殊的地位或者产业，否则很难聚集数十万级别的人口，上百万的更是特例中的特例。
同时农村需要大量的人口维持农业生产。
不过广州府城的两个附郭县的两百万人，都是广州府潜在的城市人口。
一旦出现技术革新，城市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了，广州府城市人口就会迅速突破百万。
大明开始工业化之后，广州府城市人口也马上过百万了。
在这样的基础上，就算是朝廷从外地迁来上千万人，这本地的两百万人也仍然无法被稀释。
更何况整个广州府有还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
那就只能在既有的地方性大城市旁边，建设由大量外地移民组成的新的大城市。
比如说在广府旁边新设的宝安府，大力汇聚南方各地的各种文化背景的百姓，同样聚集到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人口。
让这个新的大城市的重要性和地位都比肩甚至超过本土人为主的广府。
让两个大城市互相影响。
当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背景的百姓，大规模聚集到一个地方生活的时候，本地的宗族势力就会自然而然的消退。
朝廷的对基层的管理能力，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迅速超过地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