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旅游中的小憩
“朱楠，地区看守所急需要瓦匠，尽快打好包裹，送你们俩到那里”李干部指着老姜说。
我向李干部询问：“李干部，这边是不是不再需要瓦工了？”
李干部回应道：“这边也差不多了，现在犯人也少多了。”
依旧是免费的汽车，没有红蓝闪烁的警灯相伴，而是石牌县城到安庆市的公共汽车。我和老姜坐前排，李干部在我俩后面座位。车到北郊集贤关，地区水利局库房门前，我们下了车。李干部说：“马上就到了，要把你们俩连一起了，免得领导说话。”
他拿出手铐，将我和老姜一左一右铐在一起。前行不足 500 米，便见两个灰白色的大门柱，上面放置着弧形的钢架，写着“安庆地区集训中心”。进了大门，李干部打开手铐，我们在门卫处登记，接受医生检查身体。一位中年人，身着黄军装，搜查了我们随身带的包裹。“走，到宿舍去。”那声音严肃而沉稳，其中还夹带着一丝女孩的韵味。一条宽阔的池塘埂映入眼帘，埂下是一望无际的红花草（紫云英）。一排红砖青瓦的墙上，印着已失去鲜红色的“新兵入伍志四方，锻炼意志保家邦”的标语。再往后，便是两排呈 l 型排列的红砖青瓦房，座北朝南与座东朝西各一排，有 10 几个房间；房间空间很大，放置着 6 张上下层的床与一个办公桌，显得颇为空旷。在 l 型拐角处有一个套间，住着一户史姓人家，不时传来幼儿的哭笑声与咿咿呀呀的学语声。一排报刊亭，摆放在 l 型房屋的西面，门前形成了凵形的广场。两个篮球架，挺胸直腰地矗立着；两个篮板，仿若板着方正的黑脸、甩着黑色的胡须，冷峻地聶立着。雄杨树挂满许多毛茸茸、灰白色的如兔尾巴的杨絮，与雌性杨树白色妖娆的花絮相伴，在风中翩翩起舞。又是一个躁动又厌烦的春天。
这里仿若一个世外桃源，有山、有水、有鱼、有田、有地。老所长和李妈妈，是一对重返岗位、慈祥的老夫妇，宿松县人；史干部，是一对老夫少妻，浙江人，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住在 l 型拐角处；黄干部，警校刚毕业，太湖县人，眉清目秀，文文静静，乍一看宛如大姑娘，尤其是那个说话声轻声细语；纪干部部队刚转业，枞阳县人，酱紫色的脸，留着刚毅的短寸发，彰显着野性的魅力，让人望而生畏。
12 个劳教人，剃着板寸，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住在 1 号房间。有一位约四十一二岁、留着长发，没有大盖帽和制服的“管教”，庐江县人，从湖南劳教所转至安庆所已有六七年，是处于管教干部与犯人之间灰色地带的双重身份人员。他他曾说：“不回家了，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四十一二了，回家比这还难混，虽然没有户口，只有二三十元的‘工资’，但吃喝不愁，没准那一年还给转正了呢。”虽是白日梦，但也许存在一丝可能，就差个‘外套’的问题吧。
三个枞阳人，从牌楼所转来。方耀华，身材高挑，长脸精瘦，鼻梁笔直，三十六七岁，脖子修长，喉结突出，吞口水时仿佛有个钢珠子在喉咙里上下滚动；方耀宗剃着板寸，二十四五岁，不胖不瘦，中等身材，脸蛋白净净，鼻梁高高，架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方耀辉，二十岁左右，同样的板寸头，黑黑的眼珠，滴溜溜的转，透着机灵与活泼。说他们三人倒霉却也幸运，倒霉的是碰上了八三年，因社会稳定需求，推迟释放。幸运的是在八二年已判劳教两年，从而躲过八三年的重判严刑与游街批斗的待遇。
在那个时期，农村的经济状况较为落后，生活水平不高，许多家庭都在为温饱问题发愁。他们对能够改善生活、带来财富的新奇事物充满了强烈的渴望。1982 年深秋，总铺燎原村来了三个军人。一位肩戴三星二杠，身着红领章红帽徽、四个口袋的草绿色长官服；一位二十四五岁，红领章红帽徽，黄色军上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