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市相关部门来检查，总觉得不对口。浦东因此经常被告状：你们对某某工作不重视，连机构都没有。
不仅是机构没有，即便是有机构，因为编制少、人手少，都采取兼职的办法。
谢雨生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一次他在市政协会议采访时，有一个浦东新区的领导上台发言时，屏幕上名字、职务刚一打出，会场上便是一片笑声。原来这位领导有着一大串的头衔：浦东新区宣传、统战部部长、区*****、党委副书记、文广局局长、新闻办主任、文明委副主任、区台办主任、侨办主任。
但再难，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浦东的开发者没有动摇。
值得欣喜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在浦东的实践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支持。
国家领导态度坚决：“浦东要戴着钢盔顶住！”，“市里各个部门来找你，要你设立新的部门，你就是要顶住，不设！”
市里领导也给予浦东支持，说：“浦东新区情况特殊，应与其他市区有所区别，给予副市一级的职权是有必要的，除了重大事情需要请示市里外，其余都应当让新区自己处理。我们应该在新区的管理体制上实行大胆的改革，才能为全上海的体制改革提供经验，起积极推动作用，这就叫体制改革上的‘组织疗法’。”
可见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浦东的领导层，都有一种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强大动力和责任感。
王建浦问：“但是，为什么浦东开发者执着地缩小、限制自己的权力、机构、人员编制？这又需要怎样的胆识和韧性？”
他说，我们现在再回头看这样的故事，真值得好好深思。这无疑是解放思想的一个经典案例！
沉默。二楼本来就只有他们一桌食客，整层楼只有头顶上呼呼不停的风扇声音。
王建浦端起酒杯，说：“还是说徐进的工作。我的看法，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或许再过一段时间，就又有了新机会也说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