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州置两人，“凡军民之政，皆统治之，事得专达，与长吏均礼”。
通判既不隶属节度使，也不隶属地方，而是直接对朝廷负责，可以绕开节度使、防御使等中间环节，直接向中央朝廷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总览州内军民大小事务，差不多相当于“直辖”了。藩镇少管事，中央多管事，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显然，通判的职能范围与节度使、地方政府等存在高度重合。也就是说，在上一条措施中，本来不属于藩镇却被藩镇长期霸占的权力被归还给地方政府，而这一条则使地方政府的权力被通判稀释，从而以“直辖”的方式把权力收回到了中央朝廷。
这些“通判”们可谓福至心灵，对自己的角色设定和职场定位有着非常精准的把握。他们到任地方后，积极打压地方官员，并将潜规则公开化，毫不避讳地公开扬言：“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
有些事可以做，但有些话不能说，大家心照不宣，所以才叫潜规则。通判们有恃无恐，公开打压地方官员，“长吏举动多为所制”，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恶劣，俨然成为一场波及全国各个角落的政治运动。官不聊生了属于是。
终于在966年11月，赵匡胤不得不下诏予以约束：
“诸州通判无得怙权徇私，须与长吏连署文移，方许行下”。
敲黑板划重点，通判们不能“怙权徇私”，仔细品，通判们的“权”并没有被剥夺，只是规范了权力的使用场景，强调出发点不能是满足一己私欲。朝廷给你们权力是让你们替主分忧的，不是让你们作威作福的。
划重点：可以怙权，但不可徇私。
4，光杆司令
赵匡胤规定藩镇节度使治下的支郡“皆直隶京师，得自奏事，不属诸藩”。人们常说唐朝的节度使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高官，如果这么理解的话，那么赵匡胤就等于把高官变成了省会城市的市长，附属的地级市成了直辖市。当然，唐末五代以来，大多数节度使只管二、三个州，显然无法与今天的“省”相比。
总之，在这条政策的指导下，藩镇军阀由高官变市长，权力又被大大削弱。史籍记载，“于是节度使之权益轻”。
在讲述某割据势力时，有一个角色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节度使，这便是节度使的首席智囊——掌书记。赵匡胤费尽心思地削弱藩镇势力，当然少不了要拿掌书记开刀，于是在964年7月下诏，藩镇不得随意为自己点派掌书记，“须历两任有文学者乃许奏辟”，大大限制了招录范围，符合录用条件的基本都是朝廷精心挑选的根红苗正的书呆子，他们不但不会帮助藩镇搞割据、搞分裂，还会成为朝廷监视藩镇的眼线，积极维护中央集权体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一招化敌为友，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