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是从市政府招待所开始的。那里是我记忆中豪华得像宫殿一样的地方。
穿过旋转摆有花盆的玻璃木门，大堂里有四根香槟色的大石柱；抬起头，天棚吊着硕大的水晶玻璃，反射出五光十色的光芒；站在水晶吊灯下，不仅可以看到大堂里穿梭不断的拿着大哥大的大人们，更能透过酒红色窗框看到对面不远处的燕东火车站。那火车站修得像两个并列的钟楼，带有苏联式的秩序感。
那时我大概两岁。之所以确定这个时间，是因为市政府招待所在1991年，把全部的木头窗框和无色玻璃都换成了银色的铝合金窗框和宝石蓝色玻璃。那一年，铝合金窗框和蓝色玻璃开始在全市流行。哪个家庭如果同时更换了铝合金窗户框和蓝色玻璃，那就说明这家日子过得不错，就如同八十年代，谁家有了台永久或凤凰牌自行车那样的拉风。
那时我和爸妈还挤在爷爷奶奶家，家里的玻璃是木质的窗框无色的玻璃，木制的窗框刷了乳白色的漆。
妈妈休完产假后，我就成了招待所前台的宠儿。因为李姥姥的一句我是招待所的福星，在托儿所每天下午四点下班后，我都会被不同的阿姨接到招待所，然后在前台的休息室，一边被她们哄着，一边等待爸爸妈妈下班。
我爸我妈总觉得我是三岁那年才开始开始有的记忆，是因为我清晰地记得苏联解体的新闻，甚至在五六岁时还有一次将那则新闻复述出来。虽然在复述时我并不知道这条新闻是什么意思。我对那则新闻的记忆的印象深刻，纯粹是因为当时在我家那台圆鼓鼓的黑白电视里，一个发型方正头发浓密的俄国人宣布了这个消息，这人长得跟我有生以来看到的其他人太不一样了，难免让我过目不忘。那时我尚不知道他叫叶利钦，是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以及新的俄罗斯国的第一任总统。几年后的夏天，当我在大连第一次见到肯德基门店时，我总以为肯德基那个老头就是他，当时我还想着，原来他不当领导人，是跑去卖炸鸡薯条了。
中国人总觉得外国人都长一个模样，这个毛病，直到我二十多岁去欧洲读书以后才有所缓解。
其实那一年还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三毛自杀了；邓公在上海提出“步子要快一点”；华东水灾，香港200多名巨星为此4天不眠不休拍出了《豪门夜宴》以赈灾。不过那些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苏联解体。远在千万里之外的苏联解体，是一件似乎只存在于新闻中的大事，可它对燕东的影响，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点一点地发生。
我不仅记得市政府招待所在九十年代初的样子，还记得自己的两岁生日。我两岁生日那天，妈妈给我买了块放在艳粉色塑料圆盒子里的小蛋糕，小蛋糕上有着跟那塑料盒一样艳粉色的奶油花，以及两根红色的小蜡烛。我坐在床沿，蛋糕被放在床前的一个小木凳子上。妈妈然给吹灭蜡烛，我吹了，然后她和我爸迅速拔下蜡烛把那块小蛋糕瓜分，只给我尝了几小口。其实我两岁的记忆不仅于此，我还记得妈妈会抱着一身绿毛衣毛裤的我，一遍遍说着“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记得二叔会扶着我透过漆着乳白色油漆的木制窗棱看外面太阳慢慢落下时云彩的样子；也记得，姑姑家比我八个多月的姐姐会用她的胖手抓我的小蛋卷吃。只是大人们不信，他们不信一个小孩会在二十多个月就有记忆，并且还能记得住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