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最终还是留在了郢都，只为楚王那句‘理万民用王道’。 王道即指仁政，是儒家的政治主张。认为统治者应该宽厚待民，施以恩惠，以利取得民心。孔子在对“仁”的解释中，已有关于“仁政”的思想。孟子发挥孔子学说，明确提出“仁政”的主张。孟子在见魏王蓥时曾提出过‘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仁政的两项重要内容是省刑罚、薄税敛。但由于孟子对人性的弱点估计不足，轻视法和奖惩措施的作用，过分依赖教化，不能满足君王称霸的急切愿望，因而没被当时的君主采纳。又因为孟子的仁政思想根本上是一套人治思想，与法治相悖，因而对于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来说是不合时宜的。 后来的荀子曾说，“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敌之道，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霸道者也。” 霸道主张依法治国，用智和力，以力服人，以利诱人，以武力、刑法、权势等手段富国强兵和统治天下，是万民畏法而顺之。 王道主张仁政，主张用魄力、能力与态度不战而屈人之兵。而霸道主张强硬手段，二者在理念上上有着巨大差距。 人称半圣的王阳明认为王道与霸道的本质区别是：“王道”的起始点是“仁心”；而“霸道”的起始点，则是功利之心。 如尧舜禹等圣王的治理，为什么可以达到王道的程度？其实是因为他们自身的“仁心”已修养体悟到位，其心境，已然便是百姓之心、是天下人之心。 而到了后世各国君主争天下的时候呢？出发点还是首先以百姓为念么？不是了，更多的是为了君主自身的权势、疆土与其功名欲，有时出于被动地报国恨家仇，但终究不再是为了什么天下人的幸福安乐。 变法强国，法家才是正道。然，自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有长短也。商鞅峭法长利，秦人民不聊生也是事实。 熊槐本身有着这个时代的人所没有的见识，他认为王道与霸道这两种治世之道并没有高下之分。为了早日实现他心中的大一统，使天下九洲，唯我华夏，他认为：王道是目标，但霸道是手段。 当然，战国时期的儒家也不是汉武以后的儒家，现在的儒家是真正为万民的。 在熊槐的想法里，对于楚国的国民，是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尝试着施行仁政的，所以他才会说出让孟子留下来的这句话。 跟随孟子来楚的弟十二子也都是人中翘楚，熊槐也不打算浪费，便询问孟子是否允许其弟子在楚出仕。其实，绝大多数孔子或孟子的弟子都是有着出仕意愿的，只不过儒家的理念难以被各诸侯国接受，导致了他们不能出仕，只能跟着老师在各国流浪。 这次面对楚王抛出的橄榄枝，孟子自然不会阻碍其弟子在楚国为官，毕竟如果以后有哪位弟子出息了，能够左右楚国朝堂，他的思想不就可以在楚国这样的大国贯彻落实下去了吗？ 孟子回复熊槐，一切都看自己弟子的态度，他不会反对。于是乎，熊槐便召见了孟子的十二弟子，他们是：万章、公孙丑、乐正克、公都不显、陈臻、陈代、高齐、徐辟、彭更、子叔疑、曹交、周霄。 这十二人中，公孙丑、陈臻、陈代是齐国人，他们拒绝了熊槐的邀请，直言欲回齐国；万章愿一生追随恩师做学问，不愿为官；其余人皆愿在楚为官或入百家学院。 熊槐安排他们到贤才馆，与为求贤令而来的列国贤才一同报备，等待他定期的考核，授予官爵。 贤才馆是一座偌大的庭院，大门前树立着一座石坊，门额正中是熊槐亲书的四个大字——永世求贤。庭院内围城方框的四排青砖瓦房，分割成两百多间小屋，入楚士子人各一间。右尹昭翦亲自督办贤才馆士子们的饮食，保证士子每日两餐皆有肉食。这样的伙食即便是都城，郢都国人也不能做到日有一肉，而入楚士子却是餐餐有肉，谈何容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