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硬撑着下床，走到门口，隔着门冲外面看管我的人喊道：“有人吗？有人在吗？快来人啊！”
喊了有一会儿，才有个男人打着呵欠不耐烦地回应：“喊什么？出什么事了？”
我听到声响，急忙说：“我烧得厉害，已经快烧到40度了，你们送我去医院吧，再烧下去，恐怕我的脑子就要烧坏了。”
外面的人起先不同意，说要打电话询问一下，等上面的人同意了再送我去医院。
我便裹着被子坐在沙发上等着，等他们打好电话后给我回信。
可等了好久，我都快要睡着了，这人也没给我回复。
我烧得头疼，难受得要命，自己也害怕自己会烧糊涂，只好又起来去拍着门祈求道：“麻烦你们送我去医院给我打一针退烧针吧。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会被烧死的。我是被你们软禁了，但不是罪犯，即使是罪犯生病了，也有去看病的权利，你们不带我去医院，万一我真的病死了，你们也不好向上面交差吧？”
外面那人有些为难地说：“电话没打通，深更半夜的估计都睡着了吧。这样吧，我们现在带你去医院吧，但你答应我要老实点，不能逃跑。”
“我人都病成这样了，
喘气都难，还怎么跑？”
那人犹豫了一会儿应道：“好的，那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带你去医院。”
“好，稍等下，我马上去穿衣服。”我见他们同意了，忙不迭地道谢，然后小跑着去衣橱边拿衣服。
想着一会儿就能逃出去了，原本沉重如铅的两条腿仿佛也变得轻快了些。
我脱掉睡衣，找出一件衬衫套到身上，又穿了条长裤，因为觉得冷，还加了件外套，最后拿了条超大的披肩围到头上遮住脸。
来加国之前，我在行李箱里放了些现金，这时候全拿出来塞到裤兜里，万一逃出去了肯定能派上用场。
等我换好衣服再敲门时，外面的人这才把门打开，两个男人正站在门口，一个皮肤黝黑，身材健壮魁梧；一个皮肤白净，高高瘦瘦的。
两人均是黄色人种，年纪都不大，看起来二十四、五岁的样子。
我随着他们来到楼下，刚要出门时，我忽然多了个心眼：这两人都是男人，而我一个女人，万一路上他们起了歹心，我可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了，便问道：“能把娟子带上吗？”
那两人相视看了一眼，皱起了眉头，大概是嫌我事多。
我解释道：“一会儿到
医院，要打针要验血的，有个女人照应着方便一些。”
高瘦的那个男人这才去敲娟子的卧室门，敲了半天没人应，他回来对我说：“她没在这里，可能也去医院了。别磨蹭了，走吧，我们快去快回！”
没办法，我只能跟着这两人上车。
上车后，白瘦的男人在前面开车，黑壮的男人则坐在我旁边看管着我。
因为缺乏安全感，我用披肩把整个脸都包了起来，身子也使劲往车门旁边靠着。
本身就在发烧，再加上车子里空间狭小憋闷，所以没多久我便有些昏昏欲睡，便把身体靠在汽车椅背上，没多久就睡着了。
等到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我才惊醒过来，猛地睁开眼睛，看到黑壮男人正拿一双黝黑的眼睛盯着我看，脸上露出不怀好意的表情。
我拿眼睛使劲瞪了他一眼，他这才意识到不妥，清了清嗓子说：“已经到医院了，下车吧。”
来到医院挂了急诊，医生问诊时，我特意把症状往严重里说，说我头疼欲裂，浑身骨节酸痛，胸闷心慌，心脏快要喘不过气来了，气管也难受。
我硬是把一个普通的发烧感冒渲染成了重症，反正怎么严重就怎么说，就是为了住院。
住在医院里，人多眼杂的，要比住在那个小别墅里逃跑的机会多一些。
医院给我量了体温，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