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的京都正处于大发展时期，每年都有二十多万外来人口的儿童。他们京都户口，不能上府立学院，只能在这些生活质量、师资力量都不行的学校学习。
但未来如何，谁也不知道。
在城中村的仓库改成的教室里，孙恒教孩子们唱着流行乐曲，他感到尴尬。因为这些歌曲里灯红酒绿的生活，无论是距离他，还是距离这些孩子们，都太远太远。
孙恒写下了《打工子弟之歌》，这样他就能弹着吉他和孩子们一起唱。
每个月400块的交通伙食补助，就是他全部的收入，而孩子们的歌声，让他坚持了两年。
“我们彼此都来自四方，我们怀着相同的渴望。
我们渴望知识的海洋，还有明媚的阳光。
我们彼此都来自四方，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那红色的旗帜在心中飘扬，我们从这里开始，飞翔！”
……
同样是十三年前，一个叫许多的青年放弃了协警的工作岗位。尝试过拍电影失败后，他的理想只剩下摇滚，无论如何他也不想在县城里埋没自己的一生。
瞒着家人，许多偷偷来到了京都音乐学院，这是那个年代摇滚青年的圣地。
读了两年，许多出来了。摇滚青年的内心是愤怒而迷茫的，想怒吼，却不知从何怒吼。
他在京都府西直门的地下通道卖唱时，经同行认识了孙恒。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两个音乐青年，第一次相遇。
那时的孙恒，已经褪去了民谣青年的多愁善感，在每天与孩子们以及他们更加辛劳的父母的交流中，思考着更加冷峻的社会议题。
宏观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具体到收容遣送、拖欠工资、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对这另外半个帝国的了解，一旦揭开冰山一角，每一天都会触碰到更加尖锐、复杂的暗流。
想不明白时，孙恒就去接触外界，去各种学院里旁听相关的课程、讲座，也接触“农民之子”、“打工妹之家”一样的组织。
然而，只会弹吉他唱歌的他，在这些宏大的命题面前，又能做些什么呢？
“喝醉了酒以后，你说你很想家。
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
记得那一年冬天，孙恒去津门科技学院看望老乡，学院组织募捐一些书和衣物送给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他跟着一起去了工棚。
简陋的工棚里挤着50多个工友，睡一个大通铺，如刀的冷风切割着窗户，一点点漏进来。晾在屋里的衣服随风飘荡，有的工友没有被褥，只能睡光板床。
孙恒内心很不是滋味，他弹起吉他，想用自己的歌，给他们带来一点安慰，其中就包括了这首《彪哥》。
“喝醉了酒以后，你说你很想家。
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
彪哥是和工友们一样的建筑工人，话不多，个子不高，却很淳朴。一天要工作十八个小时的他，干完活就想喝酒，喝了酒就想家。
在和孙恒聊天时，他说，“我从早到晚、一年到头，拼命地干。可到头来，只是一双空空的手，你无所有。但为了明天，手里的活不能停。”
如今，这位建筑工人掏心掏肺的话语，在破财的工棚里再度响起，伴着音乐。
“你拥有的只是一双空空的手，你总说也许明天日子就会改变。可清晨醒来后，仍得继续拼命地干！”
孙恒从《彪哥》唱到《收容》，工友们越听越专注，越听越激动，歌词里不是风火雪月的苦情故事，而恰恰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声。
看着一双双或浑浊或清澈的眼睛里泛着的光，孙恒第一次意识到音乐的共鸣，就是唱到人们的心里。
文字本可以，或者说应该为普通的劳动者服务，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故事，唱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