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城来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
谁也不比谁高贵，我们唱自己的歌。
嘿呦！嘿呦！嘿呦！”
这首《打工号子》写于十年前，和那些年华丽纷呈的乐坛金曲相比，它在技巧上显得有些单薄，只是自娱自乐的业余歌曲。
和真正流传在乡野山间的劳动号子相比，它其中“进城”、“打工”的字眼，却又显得如此格格不入。
写出这首歌的乐队，叫做“新工人乐团”。成立十年来，他们为工人歌唱，一唱，就是十年。
十三年前，一个叫孙恒的青年从安阳师范学院毕业，他在开封府的一所中学当了一名音乐老师。虽然这样的衣食无忧，旱涝保收，却很快让孙恒失去了兴趣。
同事们不喜欢他不顾教学大纲，而教学生吉他和摇滚，也反感他时常挂在嘴边的无产者国际言论。他也不喜欢学校里一潭死水，一眼便能望到头的生活。
一年后，这样的苦闷生活促使孙恒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辞职，离乡！去一个能实现他得理想，让他大有作为的地方。
京都。
生活很快给了他当头一棒，全身上下只有三百块钱和一把吉他。他在搬家公司当过搬运工，贴过小广告，也做过推销员，最窘迫的日子，要用十块钱度过一个星期。
但迷茫似乎并没有因为换了地方而有所不同，曾以为在京都或许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可背井离乡，生命的未来自然是一片虚无。
在巷弄，街道间，地下通道卖唱的岁月里，孙恒写下了许多关于生命，关于自我的歌曲，但是他总觉得看不穿生活，也唱不透现实。
背着就好的孙恒又一次开始流浪，帝国各地的大小城镇，高校、工地、街头、车站，什么地方他都去过，卖唱、打短工，卖自己的歌词，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这场孙恒自认为的“民谣之旅”，带来了意料之外的震撼，建筑工人、保安、清洁工、服务员，还有无数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辛劳的劳动者，他们生活中途径，是郭恒在电视和报纸上从未见过的。
帝国的另外半张侧脸。
后来，孙恒从与他们的交流中咀嚼出了两种滋味，同情与感动。
进城打工的他们，生活着实不易。
在收容制度中，许多人住在潮湿的地下室，每天睡觉前都要将房门反锁。唯恐被警备人员和皇室卫队城防司破门而入，被送到城郊做工或者直接遣返回家。
与此同时，却常常在付出诸多劳动后，得不到公正的回报。工地拖欠工资，安全没有保障，受伤得不到足够赔偿，凡此种种事件都已经司空见惯。
这是他对劳动者们的同情，而感动的地方在于，即使在如此艰辛的生存环境下，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却往往依然积极向上。
一个冬天里，孙恒碰到了一个卖煤的老大爷，那时的他饥寒交迫，委屈又迷茫，可那个全身上下都沾满了煤黑的老大爷，脸上却充满了笑容。
一边给他搬煤，一边讲自己的生活。
于是，孙恒写下一首《煤》：
黑色的脸上，带着微笑。把我的心灵，燃烧；
天上飘着雪，那黑色的双手，是他的骄傲。
……
我不止一次地疑惑，疑惑这漫漫寒夜，该怎样去过；
……
而如今，我终于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光和热。
孙恒问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唱歌？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自己也是一个打工者，自己也是那个他曾同情的群体的一份子。
比起总是向内凝视自己，或许更应该向外看。去给那些努力生活的劳动者们一点光和热。
后来，孙恒回到了京都，他来到了京都府的打工子弟学校，再次做了一名音乐老师。站在阔别已久的讲台上，教六个年级的孩子们同时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