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得按每小块来销售，仅有的一种食用油还需按人头限量供应。烟只有最低档的几个牌子，称之为雪茄的本地产“桥牌”土烟和略贵些的烤烟牌子“大生产”是销量最多的。瓶装白酒时有时无，更多的仍是用木制酒舀子量卖的散白干。茶也只是零星点缀了几朵凋零枯萎茉莉花瓣的碎茶高沫。幸好，糖果饼干的样式总算是比老店稍多了些，焦黄的炉果，挂霜的江米条，动物形状的小饼干，大坨的雪白冰糖块，如绵的红砂糖，还有那托盘里呈朵朵花瓣状盛放的橘色软胶糖，甜腻到满口粘牙，若粒粒珍珠般堆积的雪白花生蘸，香脆至齿颊留香，引诱得孩子们每间隔一会儿就踯躅到柜台前，留恋徘徊，暗暗地把口水吃了个饱。
合作社只有在应季蔬菜下来的时候，才会在店前的场子里搭起棚子卖菜。农村的马车一两周会运趟蔬菜进城，品种少得可怜，菜量也少有充裕。夏季蔬菜品种多些，每逢西红柿、黄瓜、茄子，豆角到来，大院的居民都是呼朋唤友地带上盆儿筐儿、或是麻袋，匆匆赶到合作社前的场子里排起长龙，一次买上够吃多半个月的储备，以免家中菜肴断顿。再待到秋末储备大白菜和土豆时，更是要一次买上足够一冬的数量。随后，大院里几乎所有的空地都成为了晾晒大白菜的营盘，白天，各家的白菜排兵布阵，每每紧紧密密；晚上，各家归来沙场点兵，回回清清楚楚。那个年代，鱼、肉、蛋、奶，也是有的，但很稀缺。而且只有到更远处，大一些的副食商店才能够凭票凭证购买，按人按量供应。买猪肉时，人们都要争着买肥的。白白的肥肉可以用来熬猪油，熬剩下的脂渣拌上白糖是孩子们轻易难得的美味佳肴。若是再煎上几块小刀鱼、又炸出一盘花生米、还能配上一段粉肠，那一定是逢年过节的盛宴了。
父亲在单位里的工作是负责铁路产品的研制和试验，经常出差外地参加会议和进行现场测试。每次父亲从北京、上海、广州或是其他物资供应较宽裕的城市归来，必定尽可能多的带回各种沈城稀缺的食品，甚至会包括花生、红豆、小米等定供的粮食。当父亲自外抵沈时，院里便会组织多个年轻力壮的邻居，集合到火车站台里迎接父亲。否则十几个大小行李，可真不是可以一人轻松扛回来的。父亲一进家门，母亲的首项工作就是给各家各户分配带回的劳动果实。东家五斤小米为粮，西邻三碗花生持年，南户两包枸杞成药，北门一只德州扒鸡解馋。记得有一次，父亲顺便从上海买回了一盒几十只装的泡泡糖，形状扁扁长长的，糖纸上印着一个吹着大大泡泡的女孩儿。全门洞各家，你三条，他五只的，都算是尝了回鲜。满楼的大人小孩都在比谁吹的泡泡最大。有的孩子会把一块泡泡糖掰成两半，决不舍得一次吃完而没了下顿的念想。
整个大院的住户都属于同一个单位。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出身职务各不相同，但共居一院比邻多年，早已不是亲戚胜似亲人了。邻里间艰难生活中相互照应，漫漫严冬里互相温暖。双职工家庭总会把请假停课的孩子托付给邻居在家的老人照看。我七岁时所读古本《水浒传》，就是在看护我的邻居家发掘出来的宝贝。
每年春节，孩子们笃定会到全楼各家，甚至其他楼内的熟识邻居，挨门挨户轮番拜年。除了能获得长辈们的夸奖外，几颗糖，一把瓜子，一个桔子都是美美的战利品。
夏季晚上，吃过晚饭，家家户户都会搬着椅子、小凳，结伴聚到院子里乘凉。大人们讨论着工作，闲聊着家常；有聚在一起打牌下棋的，也有如常地拿出半导体，围坐一圈收听评书的；孩子们则在大人四周奔跑嬉闹，欢声满院。偶尔大院里也会架上银幕，放场露天电影。这时，人们都无畏蚊叮虫咬，摇着蒲扇，端着茶水，密密麻麻、叽叽喳喳地集体学习了《金光大道》上的《创业史》，并由之深刻领会了“马尾巴的功能”那句很炫很时髦的时代术语。
1978年，院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