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八年（1856年），明朝从中央到地方的机构制度改革全部完成。
而在此期间，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同样在进行。
万历七年（1855年），在原本的历史上，是黄河“铜瓦厢改道”发生的年份。因为潘季驯的治理，黄河并没有发生改道。
同年，随着与德意志地区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的不断交流，再加上戚继光主持的军事近代化的改革中，多有学习普鲁士军队的地方，明朝在“四夷馆”中设柏林馆，翻译德语。
除此以外，在原本的历史上，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854年）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取得效果后，又于万历八年（1856年）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在这个时空，清丈土地的行动也同样在进行。
只是与制度改革比起来，显得不算太显眼。
在这个时空，从万历六年到万历八年（1854~1856年），张居正在改革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也将之前在浙直地区试行的近代化改革方案，逐步推行全国，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
此外，在将南、北两京国子监改造成综合大学后的这6~8年间，还培养了很多新式人才。他们在这场改革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而想要重用这些新式人才，就必须对选官用人的制度，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
科举制度，是明朝选官的基本制度，保证了文官选官的公平性。
但是，采用单一的科举方式选官也有一定的弊端。
前朝中后期，便有许多有识之士指出“八股之害”。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也想过要对科举进行改革，还因此停罢科举十几年，可最终也没有找到新的科举考试办法，只能在内容上进行改变。
此后，朱厚熜与张璁、桂萼等人，也推行过科举、荐举、学校三途并用之法，但同样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此时，张居正想要用大学中培养的新式人才，便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有了一定的想法。
万历八年（1856年），新一届科举考试开始。
在这届科举考试中，明朝便采用了新的科举考试之法。
与第二次国会选举同期进行的那届科举，已经是中国最后一届传统科举了。
新的科举，分国、政、军、法、财、学六科。
国科科举，依旧与传统科举一样，考四书五经。
现在参加科举考试的大部分生员，毕竟还是从小学习四书五经的，不能把他们的上升渠道全部堵死，那是会出大乱子的。
别人不说，就说张居正自己的两个儿子——张敬修、张懋修，就是从小学习四书五经的，并且也参加了这一届科举。
只不过，国科科举选拔出来的进士在任职时，将排在同领域政、军、法、财、学五科出身的进士后面。
因此，张居正早就让张敬修、张懋修和其他年龄更小的儿子，都进入南京大学学习，考政、军、法、财、学五科。
政科科举是为行政体系选拔人才，考的内容主要是与近代化改革相关的政策，也考具体事务的应对策略；
军科科举是为国防体系选拔人才，考的内容主要是近代军事知识，也考战场形势的推测和应对；
法科科举是为司法体系选拔人才，考的内容主要是《大明律》和议会制定的各项法律条文，也考具体案例该如何判断；
财科科举是为财政部、商业部、银行、证券交易所等与财会相关的机构选拔人才，主要考数学、经济、金融法律等方面的内容；
学科科举最为复杂，分数学、物理学等各个学科，是为后续教育改革中，各地即将兴办的大、中、小学选拔人才、培养教师的，同时也担负着培养科研人才的重任。
这五科科举，完全是从南、北两京大学毕业生，以及南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