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明朝官方“下西洋”活动的停止，中国东南海面上的海盗，也逐渐多了起来，经常骚扰来往商船和下南洋的移民船。
在这个时代，海商和海盗，往往是不分家的。
毕竟，马六甲海峡以西，欧洲各国占据的地方，劫掠是经常发生的。
中国商人想要保护自己的商船，就必须将自己武装起来。
谁也说不准，这些海盗里，有多少本来就是海商。
当然，这些海盗大多数还是讲规矩的，知道哪些船能劫、哪些船不能劫，也知道谋财不害命的道理。
而武装商船，大多数也有自保的能力，不会被轻易劫掠。
少数实在穷凶极恶的，也会被海商们告到官方水师那里，遭到官商的联合剿灭。
所以，马六甲海峡以东，海面上的秩序，基本上还是稳定的。
至于马六甲海峡以西，那就要看中国海商的本事了。
本事大的，自己也可以化身为海盗，去劫掠欧洲国家的商船。反正天高皇帝远的，没人管。
虽然明朝官府对商船的火力配置有限制，但南洋华人土司可没有。
许多中国商人，从国内将货物运到南洋后，用南洋华人土司处制造的武装商船和各式先进火器保护着，才会往马六甲海峡以西而去。
在长期的武装经商过程中，也练就了一支又一支的海商武装力量。
同时，各地华人土司，也组建了自己的海上武装力量，以维持自己的土司政权。
弘治年间以后，明朝的卫所制度全面崩溃，使得大量军户逃离。
这些逃离卫所的军户，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卫所军户，有不少都选择了跟随海商出海、下南洋来闯荡的。
这些军户子弟，世代行伍，都有家传。
有他们加入海外华人土司、加入华人武装商船，也会加强海外土司和华商们的武力水平。
随着海外华人力量的壮大，与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冲突，也必然会越来越多。
在原本的历史上，满清1860年放开关禁以后，被阻断两百多年的“闯关东”移民潮重新开始，大量关内移民涌向东北。
黑龙江北岸，已经靠移民窃据了外东北的俄国人看到这一幕，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
俄国人巴枯宁在其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说：“有些人估计中国有四亿人口，另一些人估计有六亿人口，他们十分拥挤地居住在帝国境内，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批向外移民……这就是来自东方的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我们的危险。”
他们认为，中国可怕的人口与移民，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
在这个时空，俄国人并没有直观的看到大明往东北移民的全过程。
因为那时候，俄国人不但没能占据黑龙江以北，而且连外长城都靠近不了，就连西伯利亚的据点，也经常受到明军的袭扰。
但是，在明朝收复西域以后，俄国人直观的看到了大明往西北移民的全过程。
而在明朝收复“三宣六慰”之地后，在印度的英国人也直观的看到了大明往中南半岛移民的全过程。
再加上，还有“下南洋”移民潮中，上千万人口的开拓海外。
这给了这些欧洲人极大的震撼。
因此，在这个时空，欧洲同样出现了原本历史上俄国人提出的这种论调，并且比原本历史上的提出时间早了近百年，还是俄国人与英国人同时提出的。
也是从这时起，欧洲人开始从之前的无比推崇中国文化，开始慢慢防备起中国人来。
在这之前，就连欧洲“启蒙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伏尔泰，都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
而在这之后，之前的那种种赞美，仿佛都成了中国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