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家境的清贫所造成当时的。”庄欢龙说。
陈光辉认同地说：“是的，这恢复高考，你跟不少同学考上了，我心里一阵难过，凭我自己的学业，如果努力一把，或许也能考上。母亲为此也有自责，说她害了我，并说了两个如果，如果我父亲身体好，她也不会给我压家庭重担；如果不讲究家庭的问题，她也一定让我多多地看书。我只能安慰母亲，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除了这样解释，你确实没理由抱怨母亲。”庄欢龙认同后又问：“那你后来怎么面对命运的呢？”
陈光辉说：“我这个人不善表达，这也许是从小受压抑所至，所以只能面对现实，安心做一个农民，为家庭挣工分。弟弟读书没我好，初中毕业就不愿读高中了，就早早地在队里干活，对母亲来说是一件好事，毕竟家里又多了一个劳力。”
“可弟弟参加劳动一年后，父亲的气喘病严重得不能再医治而故世了。唉！怎么说呢，父亲真的没福气，家里添了两个正劳力，母亲也不再为经济发愁，可让病魔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母亲虽经常埋怨父亲的病，可父亲真的走了，她哭得是死去活来。”
“家境的贫困都是因父亲的病而引起的，父亲走了，我们的生活也就很快有了好转，至少是不再愁父亲的医药费。那年年底，我家去掉了历年的透支款，是第一次得到了分红，我记得很清楚，是六十四元八角六分，像是得到了一笔天大的财富，母亲那幸福的满足感到现在还印在我脑海里。那一年的过年，我们兄妹仨是真正地添置了新衣裳，年夜饭算是第一次烧了碗红烧肉，往年过年能烧上一碗猪头肉算是不错了。生活的清贫让我们对钱财特别的看重，对我来说，劳动挣钱是我的责任使命。”
“你就这么认命？”庄欢龙问。
陈光辉解释说：“当农民不都是这样？而我一直想圆母亲赚钱的梦，母亲对钱看得特别重，她一直想九十五拼一百，当时有勾针的手艺活，这些活应该是女人做的，母亲不但自己做，还逼着我们兄弟学着做，我心思巧地接受了，可弟弟坚决不干，母亲就骂他是白地虫。勾针活可以拿现钱，可钱一旦到了她的手里就别想要出来，我认同，弟弟和妹妹不肯认同，他俩常挨母亲的骂。”
“做母亲的都这样，谁听话就喜欢谁，你这么勤劳能干，应该很受姑娘家青睐吧？”庄欢龙问。
陈光辉沉思一会儿说：“是有好多姑娘家的父母看好我，不过当时我心里只钟情于一个人，只因为没有勇气争取，无奈地失去。”
“能说说吗？”庄欢龙感了兴趣。
陈光辉说：“高中毕业回生产队参加劳动，第二年，上面分配了一个女知青插队在我生产队。她是县城的人，长得特别清秀，对我来说特别有眼缘，总觉得任何姑娘都不及她。”
“比班上的江柳、许彩芳、沈凤英她们漂亮？”庄欢龙似乎不苟认同。
陈光辉解释说“各人的审美感不同，班里女同学都很漂亮，也许是因为熟悉了不觉得，就没往心里去，但这位叫肖凡的女知青，竟让我见她第一眼就往心里去了，真的，就个人的情愫而言，觉得只有她是我的理想女神，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她是个文静的姑娘，眼神里有一种独特的风情，可我们除了日常的招呼外，没有从情感方面交流过。”
“所谓的近距离接触，是因为生产队造的一排知青房子就在我家南面，而她的寝室正好对正我家的房间。她在作休时间坐靠北窗，而我在作休时间坐靠南窗，因为我注目她，一次无意的中发现她在北窗内也在注视我，我就对视过去，她不好意思地避开。这似乎给了我一个信号，她对我好像有点意思，于是我留意起来，日常劳动生活中，特别是吃饭和吃晚饭时间，她靠在北窗吃饭，我就盛着饭坐在南窗边吃饭，两人经常隔窗对视，虽对视后随即避开，但我们还时不时地隔窗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