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4月5日陈毅化装成商人，秘密到了重庆朝天门，机智地混过了刘湘军队的检查，登上轮船去了武汉。
4月9日，刘湘联络包括杨森在内的四川军阀首领，联合发表凡共拥蒋通电，新旧军阀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革命。
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到处残杀共产党人，四川军阀立即再次纷纷通电拥蒋。四川陷入更深沉的白色恐怖之中。
4月13日，在泸州与四川军阀对垒的刘伯承，率起义军各路司令联名通电讨伐刘湘，严厉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暴行，决心义无反顾，奋战到底。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中央，跟在武汉的国民党政权分庭抗礼。
刘伯承的通电惹恼了蒋介石、刘湘等反革命头子，刘湘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增派重兵进攻，5月23日，泸州失守，坚持了近半年的泸顺起义失败，刘伯承在旧部和好友的帮助下，逃出了四川。
令刘湘、王陵基这些反动军阀意想不到的是，正是因为他们充当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急先锋，客观上促成了川籍共产党人吴玉章、朱德、刘伯承、陈毅、刘安恭、张爱萍、陈伯鈞等一批四川优秀人才、坚强的共产党人，被迫出川，从而登上了更大、更宽广的革命舞台，为中国革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承担了更大的责任，焕发了更加灿烂的人生光芒，收获了更大的人生成果。
最直接的作用是，仅几月后，朱德、刘伯承、陈毅三位同志齐赴南昌，参加指挥了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缔造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军队——中国工农红军。
下川东，杨森“变脸”后，公开大量屠杀革命志士，疯狂残杀共产党人，血雨腥风笼罩万县城。
国民党党内的分裂、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分裂，导致中国形势大变，出于军阀堕落生活的本性，四川军阀从骨子里趋奉实行军阀独裁统治的蒋介石，对坚持三民主义的武汉国民政府嗤之以鼻，深恶痛绝。这种变化，对于反对国家统一、没有政治信仰原则、靠军队生存、靠鱼肉百姓享乐的四川军阀，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这种变化，让军阀们如鱼得水。
重庆“三三一”惨案后，四川军阀指责中共为“异党”，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在省外，更是急于寻找新的靠山。
深谙脚踏两边船，惯会左右逢源的四川军阀，任何时候，也绝不会把话说断说尽。刘湘因“三三一”惨案，屠杀了大量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声名远播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级人物杨闇公，他自知跟共产党已经仇深似海、冰火不容，于是清共更加不遗余力。抗战中刘部被蒋调出川肢解，刘湘带病出川参加抗战，病死武汉，新中国成立后名列抗战将领。但在成都的坟墓仍被四川人毁坏，殊非偶然。
除刘湘外，滑不溜手、滑得泥鳅也自惭的刘文辉、刘存厚、杨森、邓锡侯、田颂尧等川军军阀，虽然列名，暗地里却还在左顾右盼，通电语气含糊，书不尽言，话不说死，事不做绝。“愉快的玩耍”，永远是军阀生活的主旋律。
如杨森一面列名誓死拥蒋、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通电，一边又悄悄地令驻武汉代表周建侯出面，在武汉通电辟谣，说：
“发现有措辞离奇之通电，并闻杨森军长亦列名在内，建侯等深知杨森军长系绝对革命之人，绝对不致有违背党的言论行动，恐道远传闻失实，用特先行代电声明。”
就这么两扳手，杨森既是“拥蒋死士”，又是“绝对革命之人”，两套装束，随时更换，川剧的“变脸”绝技，用得得心应手，连川剧大师也汗颜。
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对陈兵武汉上游的杨森，高度关注，专门发电给杨森，查问杨森列名“拥蒋”的真伪，得到了杨森事出有因，“绝对革命”的答复，嗯，满意！
武汉政府中的唐生智，出身军阀，北伐前仅是一个兵不过三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