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合作协议签订后，中国一时间安静了下来，除了在事关日本和朝鲜方面的问题不时在国际上嚷嚷两声外，在没有其他的动作。
中国终于向英国所期望的那样安静了下来，让他们专心处理内部问题，一直到1904年之前，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中国都没有任何大的外部动作。
唯一能够称得上大动作的事，是中日朝联合指挥部在天津成立，自此中国就有能力直接控制三国的军队实行共同行动。
俄国人对此表示抗议，并声称保留追究中国奴役控制日本朝鲜国民的权力，开始为战争寻找借口，东北亚三国与俄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双方在国际上大吵大闹了好一阵子，日本进一步的扩充陆军，准备应对已经增兵到7万人的俄国北海道集团军，海军也购买了6艘中国最新的风级鱼雷驱逐舰。
中国的反应并没有日本那样激烈，虽然嘴仗打个不停，但是水面舰艇扩张并没有加快，也没有新的主力舰下水。
这主要原因是，王启文发现随着合作协议的推进，国内出现了一点不太好的苗头，那就是中国政府以及军队中有一些人在思想上离德国人有些太近了。
这可能是因为自己近期出于对英战略考虑而更加靠近德国的态度让一些人产生了误判，误以为中枢下一步就是与德国结盟。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超过了中俄可能在近期就爆发的战争，如果不加以控制，这些政府中的亲德派就有可能试着让中国拐入深渊，这是王启文绝对不能够允许的。
而英国人对此也有了警惕，很有可能当面提出这个问题，甚至要求中国中枢打压亲德派，这样会让中枢的威望受损，所以，王启文准备先遏制国内的亲德派势头再说。
作为打压亲德派的重要一步，王启文必须与几乎和内阁总理没什么区别的唐绍仪合作，先规定他所处的位置。
不过唐绍仪显然比王启文还要关注国内亲德派的问题，或者说唐绍仪一直在关注国内那些野心家，他发现国内有些人专门从中枢的对外政策上摸索中枢的喜好。
唐绍仪不关心这些人想要以此得到怎样的位置，他只关心这些人会不被干扰国家政策，所以他主动找到王启文来探讨国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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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先生，中国与德国最主要的区别实际上只有一点，那就是中国的外交是独立的，它只为争取国家利益服务，并在国家战略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与英国类似。
而德国的国家战略重点是军事和殖民地的扩张，德国的外交只是为前者服务，这让德国国家战略成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这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德国根本没有外交战略只有失败的外交政策，国家战略就是军事战略，而这样的国家战略在维也纳会议时就被证明是失败的。
德国外交成为对战争和殖民服务的工具，这让德国政府在遇到国际危机时变得越来越具有冒进、威胁性。
这种冒险加威胁的外交首先就体现在1896年的克鲁格电报事件上，德皇威廉向德兰士瓦共和国克鲁格发电报，祝贺他们击退侵略者。
本来此事与德国无直接关系，但德皇想借此给予英国人教训，以表达一种英国离开德国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的姿态以此逼迫英国与德国合作。
这样极度不信任这样的冒险行动极大的恶化了两国关系，这一举动非常具有挑战性，他很快感受到了英国的重压。
英国人感觉到德国人巨大的“敌意”和“侮辱”，最后德国不仅没有实现目标，反而引起了英国的怨恨，德皇不得不向英国王发电道歉。
1898-1901年，英德两国进行了三次结盟谈判，英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然而德国却并没有考虑到自己在国力以及影响力方面的弱势，
主动寻找和放大两国关系中的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