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梁晓声在他的年代作品《九三断想》一书里这样写过：……那个时候的基层干部，排上大长队，有一个算一个，挨个点名处理，兴许有个别人是冤枉的，可要是隔一个处理一个，就会有一大批存在问题的干部侥幸躲了过去……
话虽然说的有些绝对，但实际情况也确实不容小觑。
1976年农历6月初四，万年历上为丙辰年甲午月癸丑日，胡若云出生在江北省冀南市安南县老固乡的胡家庄村，自打开始记事起，满眼看到的都是大写的穷。
村子穷，生产队穷、自己家里穷，家家户户都穷。
就算是乡上的大集，也只有供销社的几家门市房和一家国营饭店，整个街道灰秃秃的没有什么生气，乡政府大院门口的老杨树下几个给人剃头刮脸的老汉倒是成了别样的风影。
因为营养不良，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一种土灰色。
爹娘天天跟着队长的钟声下地干活挣工分了，可在那种大集体状态下，大家拼命干活也产生不了多少价值。
队长决定着社员的工分和农活分配，分菜、分粮的时候更是掂秤杆子的人，对社员们来说，你再牛逼也不敢跟队长炸刺，到了村长那一级，那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了。
6周岁，胡若云终于背着老娘用碎布拼凑着做起来的小书包上了小学，土坯垒起来的教室，低矮的好像一伸手就能够到房顶，教室里没有课桌，只有用水泥和青砖垒起来的长条形台子，孩子们从各自家里搬来小凳子挨挨挤挤坐在那里。
对了，黑板也是用水泥在墙上抹出来一片，再用墨汁染成黑色“手工”打造的。
在那个时候，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普遍都没有好好读书的要求和概念，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能比吃饱肚子更重要。
大集体的时候，夏季，全生产队只能收获不到两万斤麦子，平均到每个人头上还不到200斤，秋季里的玉米稍微多一点，但一个人也不过能分300来斤。
饿死人的事没有，但粮食肯定是不够吃。
大多数的农户家里平时吃的都是玉米面搀杂少许白面蒸的窝窝头，啥时候谁家蒸了白面馍馍或者是做了捞面条，那指定是家里来了重要客人。
据胡若云的二叔说，从他爷爷的爷爷再往上数，都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某年春节，家里高祖求人写春联，人家欺他不识字，将春联写成了“吃一斤买一斤斤斤不断，借新账还旧账账账不清”……
说到最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再后来，土地包产到户了，农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五年小学之后（当时大部分农村小学还是五年制），胡若云接着读了初中，但因为小学底子没有打好，在初中的学习成绩也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
随着人口政策越来越严，逐渐成为县、乡、村三级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胡若云的妹妹美凤出生的时候还没有怎么样，到了弟弟小虎这儿就得缴罚款了。
农民嘛，普遍认为“多子多福”。
按照规定，每对夫妻只能生一胎，但随便看一下，只要不是公职人员或者是公办老师，每个农民家里都是至少生两胎。
——只要给村里、乡上管这块工作的干部“打点”到位了，他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着你，还能帮你想办法应对定期的检查。
“靠啥吃啥”在某些专干、基层干部那里成了常态。
还有不能不说的一点是当时的工作作风问题。
那个时候，农村街道墙壁上最常见的标语基本上都是与人口生育相关的，内容简单、明了，但也很粗暴。
作者在报社工作的时候，就看到过这样一篇内参文章（三十多年过去了，相关内容虽有密级，到了现在也过了保密时效）：中部某省的一个县组织多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查工作，把一个村里所有已婚育龄人群聚集在村办小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