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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法家之恶(1 / 2)

秦灭亡后,汉朝统治者吸取了这一教训,先是以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作为治国纲领,让然后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百姓误以为孔孟之道成为了王朝的主流思想。

却不知孔子和孟子思想从来就没有成为华夏政治的主流,华夏专制的社会一直被法家所覆盖,其核心是对人民的法治化,其中核心是商君书。商君书记载了无数黑暗统治的技巧。

这就是外儒内法,即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但是实际操作上也依赖法家的思想,往往是儒法结合、儒法互济。政治事功与伦理劝导,是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也是构成外儒内法这一中华文化的重要成因。

法家的法是以君主为法,君主是一切的核心,君主说出的话即为法,法治的本质是服从君主指令。

外儒内法的统治术,决定了华夏封建社会自古以来即是人治而非法治——因为从外表上看,一切法都被规范为仁德的范围之内了。法外有情,是皇权统治者为自己标榜的资本,而不是破坏法制的依据,就很能说明问题。

商鞅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完全的把人民和国家定义为对立面的人。商鞅认为,如果王想征服这个国家,就必须先战胜老百姓,战胜普通人的方法是弱化人民。在商鞅看来,人民的力量和一个国家的实力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国家应垄断所有晋升途径,国民获得头衔和致富的唯一途径是进入系统为国家服务。商鞅觉得国家只需要两种人,军人和农民,所有非农民和非军人都是背信弃义的小人,都要彻底消灭。

那些不依靠君主谋利的人是对国家最大的威胁。商鞅认为,只要把一切有利可图的渠道都切断,老百姓只能祈求君主的奖赏,为了得到奖赏只能是耕耘,这样整个国家就变成了军队和人民的军国主义国家,在这样一支军队的帮助下,君主就能够消灭强大的敌人,巩固他的统治。

商鞅取消了所有的制度以外的赚钱方法,但他认为这是不够的。普通人越穷越好。让老百姓变穷的办法,商鞅认为有两个,一个刚刚提到要消除系统外的所有盈利渠道。二是让老百姓不积累粮食,一直处于贫穷。老百姓没有了粮食,让老百姓一贫如洗。

任何时候都要让人们生活在贫困中。由于长期贫穷,他很自然地服从君主,并愿意成为他国家的一个棋子。商鞅也有重刑轻赏的观点,认为君主应该让人民畏惧来统治国家。商鞅认为,理想的国家是以刑罚为主,奖励不能得到忠诚的下属,只有恐惧才能使下属不敢这样做。

商鞅还主张,无论犯罪规模大小,一律严惩不贷,乱用时应从严,从重处刑,人们因此都会惧怕君王。商鞅思想是极权主义的鼻祖,是以后皇权统治国家的利器。俗话说,一半论语统治世界,这是一个颇有误导性的词。

华夏的专制政体史,从来不按照儒家思想统治,他们是把儒家当做外表,但法律家,商君书用韩非子当做他们的治国之宝。废除所有其他学派的儒学就是学习商鞅的一种宗教,即统一思想,消除一切与主流不一致的言论。

科举制度是商鞅兵役权属制度的一种变体。只有通过科举考试,人们才能出人头地,发家致富。那些没有价值和名声的富商是永远不会被接受的。随着秦体制的实施,华夏的生命力越来越差,直到近代落后于世界潮流!

该制度实施的时间越长,国家倒退的程度就越大。自从华夏历史上的混乱以来,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秦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大大提高国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但从长远来看,它与慢性的药没有什么不同。2000多年的兴衰周期和混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后世君主往往采用儒家和法家的结合体,以抵消商君书的负面影响,但从未改变过法家学说的本质。在一个按照商君书建设的国家里,即使所有的敌人都被打败,人民也永远不会幸福,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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