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的赏赐也要按照这个法子来办了。
当然，这些细节高务实并不会再问，他的主要责任是打钱……哦，拨银子。好在辽东的今年的盐税收上来了，这次虽然赏格不低，倒也还能应付。
顺带提一句，辽东今年的盐税其实说穿了就是高务实和皇帝两个人交的，全部来源于辽南盐场。高务实向来是交“重税”自证清白的，而皇帝则是因为免得授人口实，所以也按高务实的比例交，这么一来还导致了一个让皇帝很不满的结果。
不是对跟着高务实多交了税而不满，而是辽东盐场今年交的盐税居然达到了扬州的七成，这在皇帝看来简直嘲讽。
辽东盐场的规模什么时候达到扬州七成的？淮扬一代是盐商猬集之处，也是天下最大的盐场，哪怕高务实的辽东盐场扩张飞快，但扬州盐场论规模至少也仍是辽东的三到四倍。就算辽东交得高，也不应该是这个比例，所以很明显淮扬盐税里头有猫腻，很大的猫腻。
不过这件事高务实没表态，皇帝虽然生气，也一时不知道从何插手。以辽东盐场的“成绩单”去责备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甚至南京户部不是不可以，但朱翊钧知道不会有什么鸟用，相关主事之人虽然肯定会上疏请罪，但也一定会在奏疏例举一大堆的原因，来说明他们确实只能收这到么多。
高务实要对南京进行力量渗透，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收回户部对于盐业的管理权。倒不是他特别爱揽权，而是他知道如果没有他来改革，大明朝的盐务问题根本就没法改善。
现在他做了户部尚书，从长期来说，不可能全靠自己一家拼命交税来给朝廷续命，必须把根子上的问题解决了，大明才能恢复健康。从短期来说，也只有提高国库收入，才能避免在极其缺钱的这几年再惹出一个西北之乱来。
众所周知有明一朝为了加强对盐业生产和销售的控制，在全国设有都转运盐司和盐课提举司，各司均有较固定的行盐范围，并刊诸铜版，不可擅自改易。
在各产盐区中，两淮盐区因产量大，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而为全国之冠。因此，其内部的微小变动都可能对整个国家局势造成严重影响。
朝廷对于两淮盐区委派官员也异常频繁，这并不仅因为两淮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了这一地区的淮盐行销并非易事，很多时候需要朝廷予以干预。有赖于三舅张四教长期呆在扬州，高务实也因此很清楚在影响两淮行盐的诸多因素中，最主要也最直接的便是私盐的盛行。
何谓私盐？民国之初的盐务专家景学钤曾经说过：“私者何？对官而言。何谓官，何谓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税为官，无税为私。”
换言之，私盐即是没有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生产运销，特别是没有纳税，从而不能为国家提供法定财税收入的盐。
盐本无官私之分，但自汉武帝实施盐铁官营之后，便有了从官府角度所谓的私盐。
中唐之后，私盐问题逐渐凸显，并成为以后历朝始终无法摆脱的难题，民众贩卖私盐之风愈演愈烈。
如唐末乱军贼首黄巢便曾贩私；宋朝时江西之虔州、福建之汀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两浙“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元末张士诚“以盐徒而盗据吴会，其小小兴贩，虽太平之世，未尝绝也”。
大明成立后，朱元璋厉行禁私之法，规定“担挑驮载者，杖一百充军”，因此民间大型贩私活动稍有收敛。
然而自宣德后，“盐禁稍宽，私贩者众”，如宣德十年行在户部奏：“两淮盐价低贱，客商中纳者少，皆因彼处军卫势豪之家，纵容厮役，阻坏盐法，私出兴贩，辄数百艘。挟持兵器，所至劫掠。”
正统元年朝廷委派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渊、行在户部左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与言分别提督两淮、长芦、两浙盐课，也是因为“两淮、长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