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舍，不过三间、五架”，早已经被时人抛到了脑后，徽商如盐商等“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拥赵女”，这些富商追求财富的热情一时间远远高于了任何朝代。
有了钱当然好，但每当他们要去面见官员时就比较不爽了——你得把这些盛装换下来，穿上粗布衣裳去拜会，而且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哪怕你就是那位官员的“金主”，有时候都只能如此。
有没有办法改变呢？也不能说没有，比如说你很有钱，但是又实在不是读书的那块料，那么你可以想法子捐个监生——也就是国子监学生的身份。
这个身份要说有多贵重倒也未必，毕竟它只是个相当于“国子监在读”，甚至不是“在读”，而是“曾读”。但国子监无所谓毕业不毕业，因为本身那只是为科举准备的学校，无非档次比较高罢了。
那么类比一下，捐的这个监生其实就好比“国子监函授班”——读是读过，有没有读出什么名堂来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但是不要急，“读过”国子监本身就有一点很厉害，因为监生在政治地位上基本是类比生员的，有了“监生”这个名号，你就不再是一个到哪都被鄙视的铜臭商贾，而是相当于秀才老爷了。
然而也就到此为止，商人能“搞到”的社会地位，基本上到监生也就到头了，再往上除非你读书考科举并且中了举人、进士什么的，否则“类比生员”就是你政治地位的巅峰。
这个地位，若是只在县、府一级，或许还能凑合：在县衙有坐，在府衙有个位置给你站，但倘若再往上，那就不好意思，该你跪的，你还得跪。
而在现在这个世界的大明，由于实学派的主导已经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商人的地位更是比原历史中还要更高一些。
这不奇怪，高拱早年就专门写书谈过“义利之分”，随着高拱持续当政，实学派改革不断前进，这种观点对于民间的影响乃至于官方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而且，高务实本人还树立了一个典范：文为状元，商则首富。
虽然限于“祖宗法度”，他名下的各部分都有族人、家丁充当白手套，但天下人谁还不知道他才是京华真正的东家吗？
而京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不是说规模，是说社会贡献：京华在大明的各部分产业，去年全年上缴了一百七十三万两各类赋税，其中最后能够收到中枢的就有五十九万两，接近于大明全年户部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么大的社会贡献，你说高务实这个“商人”是坏蛋？
民间层面如此，官员层面也同样变化了。实学派不必说了，一贯主张提高商人地位；心学派方面其实在这一点上也是和实学派一致的——其实心学派官员背后的大商人更多呢！
从朝廷官员这方面来看，影响最大的如邱濬、王守仁、王廷相、高拱等人，全都是支持提高商人地位的，各种理论早已奠基完成，就差最后成事了，可不是高务实凭空来玩这一手。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既然那么多大佬都支持提高商人地位，为啥到现在还没搞成？
答案并不复杂：社会地位要与社会贡献挂钩，朝廷或者说皇帝才可能接受。
你光要求提高地位，但我皇帝、朝廷半点好处没看见，我凭什么答应你啊？我帮你改革这个玩意你以为是没有成本的？我要考虑顽固派会不会顶牛，要考虑变更祖制带来的“正统性”动摇，还有其他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到。
你光是动动嘴皮子我就给你办，你是哪边脸长得那么漂亮啊？
然而，问题就是在这里卡壳了，因为在高务实出现之前，几乎没有哪个商人愿意去承担什么“社会责任”。
又或者换句话说，现在的商人们觉得他们已经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了。
什么？你们连税都不肯交，承担了什么狗屁责任？
这里还真有点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