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遇到问题就点官员的名，官员上前跪在那里答话，遇到皇帝允准了，也可以站在那里说，是为平台召对。
以前皇帝找高务实说事，一般情况下是直接宣到文华殿的，这种召见相对来说要显得寻常、亲切很多，当然也可以说是不那么正规。
而平台召对相对于这种文华殿宣召而言，就正规很多了，一般来说，是在有重大国务需要严肃询问的时候才会发生。
这就奇了怪了，建个大军营也算重大国务了？哪怕这个军营是堡垒化的，投资规模比较大，但这个“大”也只是个相对概念——对于大明的财政水平来说，建这样一个超大型棱堡外加各种住房、仓库等综合性军营，压力不小。
然而事实上，根据高务实的初步计算，单纯只说建筑项目上的花费，也就是“总营建费”其实绝对值并不大：大概七八万两而已。
这……还不如建一艘大海船的花费，怎么就够得上重大国务了？
高务实是怀着疑问进宫的，直到参见了皇帝，他才知道朱翊钧要问的并不只是建京北大营的事。
朱翊钧问的是，太祖‘养兵百万，不废百姓一粒米’，为何到了现在，天下开支近七成都花到了军队之上？
他同时还问，如果说花了这么多钱，军队异常强大那也还罢了，偏偏真正的善战之军少之又少，倘若各军主将不带家丁，几乎大多数军队毫无战斗力，为何？
这个问题高务实自信是能够回答的，只是他奇怪的是为何朱翊钧突然之间就冒出这个疑惑来了。
更关键的是，这件事和上次申时行表示反对现在开建京北大营禁卫军堡有关系吗？是不是申时行对皇帝说了什么话，才让皇帝把拿到奏疏中的提议暂时搁置起来了？
当然，疑惑归疑惑，皇帝的问题还是要先回答，毕竟是“平台召对”么。
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历史根源的，而且追溯来看，并不是只从朱元璋说起就行。
晚唐以后，尤其是南宋后期正规军的地位就已经不断下降，而辅助兵则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所谓辅助兵，即在军队建制或地位上较诸正规军或主要战斗兵低下，居于次要地位，或者是游离于正规军编制之外，却又有一定官方合法色彩的武装力量——比如岳家军，又比如当下的武装家丁。
究其原因，是由于自北宋以来，社会上重文轻武，中枢裁抑军队，导致军人地位下降。相应的士兵待遇也不断下降，因为军户不允许从事副业，军官则把吃空额当作收入来源，无疑使得正规军的战斗力大为下降。
原来在隋唐时期地位较高的军人，现在不仅成为处于农民之下的阶层，甚至还成为不务正业的反面形象。军人地位的不断下降，导致正规军的士气日益低落，军队成分日益繁杂而不堪大用。
明代的卫所兵制在初建之时，算是解决了后勤给养的问题，使得财政负担减轻，其特点是寓兵于农，守屯结合。屯田成为各级军队指挥官的重要职责之一，依当时规定，边地卫所的守屯比例为三分守城，七分屯田，这样做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
太祖朱元璋曾以此自豪宣称：“朕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钱”。然而事实上，军队的战斗力和训练程度、却因为大量的屯垦任务而日渐削弱。
之所以朱元璋时期乃至朱棣时期的军队依旧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那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军功勋贵集团还比较强势，而且国家周边并不宁静，时不时就有“实战锻炼”的机会，所以当时的军队靠着这种惯性，还维持着一定的战斗力。
其实从靖难之役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南京周边的部队，其战斗力已经出现了下降。单位兵力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南京的军队明显打不过朱棣的部队，原因就是南方已经承平了一些年头，而朱棣那边还动不动就和北元开片。
另外，军籍和民籍严格分开也是一个大问题。具有军籍的人分为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