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高务实也不是提拔王之祯，他也没这个权力，他只是给王之祯创造一点露脸的机会，让他的名字能够出现在朱翊钧面前罢了——高务实当然也可以直接在朱翊钧面前提起王之祯，但那就未免流于下乘，不够水平了。
至于说高务本，他这位堂兄为人比较老实本分，如果是在某些清水衙门，或许可以做个主官，但在锦衣卫这种虎狼之地，高务实就根本不考虑把他推上堂官位置了，顶破天能做个副手的样子，甚至再低一点也说不定。
不过不管怎么说，高务实是敢于想办法推他们一把的，也不担心皇帝怀疑——不是因为他跟皇帝关系亲密。
这是个“制度”和“趋势”的问题。
制度，就是大明朝独特的荫官制度(荫官历朝都有，但明代比较有特色)；趋势，就是“文官荫武职”的特殊趋势。
明代的荫官制度，本书前文曾有浅议，此处不再赘述，单说一下这个“文官荫武职”的神奇趋势。
根据考证《明实录》可以发现，有明一代的“文臣荫武”并非一开始就有的，其发源于景泰年间。
景泰元年(1450)八月，其时督兵贵州的兵部尚书侯璡“以劳瘁卒于普定”，景帝“赐祭葬，荫其子锦衣卫世袭千户”，至此之后的景泰二年、景泰五年等，这种“文臣荫武”的记载就开始不断出现了。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景泰年间的“文臣荫武”记录可以发现，当时那些文官荫子武职的情况，应该视为对文臣军功勋业的个别嘉奖，其制度化运行程度甚低(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此后天顺、成化、弘治三朝延续前政，视军事贡献为主要衡量标准以荫叙文官子弟武职。当时正逢明代文臣督、抚统兵制度推广之际，得荫之边臣有所增多。
当时，有关文臣荫子武职的具体条件、实行细则并未开列于典章，从景泰朝以降的十余个相关事例来看，获得文臣荫武优待的大臣，还是文官集团中的绝对少数，仍属于“异典”范畴。但不断累积的文臣荫武案例，也构成了一种类似“事例法”的制度规范。
作为“事例法”，典型的前朝文臣荫子武职故事，常为后人援引为再开荫叙恩典的依据。例如于谦之子于冕，本受荫任府军前卫副千户，但到了成化朝，于冕“自陈不愿武职，改兵部员外郎”后“累迁至应天府尹”。但这个，仍然还是特例。
然而从正德朝始，文臣冒滥军功以荫叙世袭武职的情况就陡然增多了，这明显是受到武宗尚武情节及宦官佞幸冒功风气的不良影响。
据《弇山堂别集》载，正德五年“宁夏平”，边功加恩于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杨廷和、刘忠、梁储等，阁臣皆加官荫子。此次推恩虽未将阁老们荫子武臣，但边功恩及内阁实“自兹岁始”。
至正德八年，“以山东、河南贼平，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杨廷和、梁储、费宏各荫子锦衣世袭正千户，辞”。
此后正德十二年，朝廷“录大同打鱼王山及镇西南山庄坪等处功”，将监督太监张忠“加禄米二十四石，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正千户”，并“总兵左都督刘晖子副千户，提督侍郎丁凤子百户，俱世袭”，又以“兵部运筹有功”加尚书王琼“少保兼太子太保，荫子如忠”。
该战役本因诸将官杭雄等拼杀“乃有此捷”，而太监张忠提前回朝，并无功劳，只是因兵部尚书王琼题请，“故忠再受赏而并及琼”。当时王琼“与权幸相结纳”，多次冒领军功，“数承荫叙”。
正德十三年七月，武宗又开“应州御虏功升赏”，大肆封赏荫内臣武将子弟，“督饷侍郎郑琮仁、侯观，廵抚都御史胡瓒、刘达各荫子”锦衣卫百户。此次推恩加荫被《明武宗实录》编纂者认为是“军功之滥未有甚于此者”。
然而同月内，武宗又自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剿除虏寇”的名义，功赏随军太监谷大用等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