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了阁权，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但却消除了科官对政府的监察职能，破坏了祖制小大相维的制衡原则。
然而，高拱也推出过“考课法”，甚至在这一世，由于高务实“政绩量化”的思路影响，高拱的考课法走得更远，用意更深。[无风注：本书第一卷有述。]
“一条鞭法”则不是张居正的发明。在张居正还是五岁孩童的时候，就由桂萼创始并由傅汉臣等人推行了。在隆庆、万历时，一些地方官员如庞尚鹏、王宗沐、刘光济、海瑞等多人在所辖地区以至全省范围内的推行，一条鞭法渐次盛行。
由此可见，张居正只有推广之劳，并无创始之功，所以不能称为改革家。
其实后世也有学者认为“高拱的人品操守、胆识才干、改革意识，都是张居正所不及的。”在他执政的两年半里，创行了吏治、司法、军制、边防、水利、漕运、海运等全方位的改革。
他不仅有《除八弊疏》的施政纲领，而且还打破了禁海政策，造船只，开海运，“实行对外贸易”。高拱还“特别重视发展工商业”：“亲自到市场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他还大力支持和推行丈田均粮和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
而张居正执政的十年，“并没有完全继承高拱的改革方向”。特别是他“对高拱的开海运、开放对外贸易主张暗自抵制”，重新恢复海禁，推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
因此这部分学者的评价是：“高拱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张居正是官僚、政客，实用的保守主义者”，“高拱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张居正基本上属于整顿派”。
至于改革的效果，以经济改革为例，历史上高拱罢官前的隆庆五年(1571年，只算到隆庆五年是因为隆庆六年他就罢官了。)，太仓银库岁入310万两，岁出320万两，岁亏只有10万两，比隆庆元年至四年(1567-1570)平均岁亏的206.6万两，减少了196.6万两(无风注：参见樊树志《万历传》）。这就为张居正执政时期国库盈余奠定良好基础。
张居正执政后继承了高拱的与俺答维和的局面，有其功劳和贡献。“但是，他享受的和平‘红利’，超过了他的贡献”。张居正接手的不是一个“烂摊子”，而是“坐享了高拱遗下的和平‘红利’”。
而这一世没有张居正的接手，高拱又做到了哪些，以至于使万历对他的去世如此伤心，并给他追谥“文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