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后世而言，舆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团结，影响巨大。也正是因此，有了无数行走的五十万，专门在舆论方面下黑手。
在明代，乃至整个古代，舆论问题始终都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虽然历代都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但他们单纯的认为，民心存在于仁政上，只要皇上不折腾，不要加赋税，不乱用民力，那就有民心。
这个观点，貌似还真的是正确的……
只能说古代百姓的需求很是简单，他们没学习过马斯洛同学的需求理论，一辈子只在与生存斗争，处在需求理论的最底层：
生理需求。
有饭吃，有衣服穿，有老婆孩子，足够了。
安全需求那是啥，种地又不需要担心天上掉板砖，朝廷不来人，就是最大的安全。至于社交、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高等需求，都是士人阶层、富家子弟所有，与老百姓没有多少关系。
简单的需求，对应的是简单乏味的生活，同时，还有无尽的空虚与寂寞。
很多人认为老百姓一大早出门种地，披星戴月而归，累得要死要活，没什么精神需求，那纯碎是胡扯。
越是底层的人，越是挣扎的人，精神越是匮乏，越是空虚，同时，也越容易被塞入一种思想，他们不会在乎这种思想是张邋遢（张三丰）仙人的，还是观音菩萨的，亦或是白莲教的……
遇到什么，就往脑子里塞什么。
佛教走到这个村落，那村落就信佛，道家深入寨子，寨子就信道，白莲教来了，那自然也得喊几声口号，支持下弥勒。
而朝廷呢？
哦，忙着内斗呢……
舆论就是话语权，这个话语权在京师音量高，在府州还行，在县多少还能听得到，但是到乡里……基本上就是“马什么梅”的状态。
民间经济很是薄弱，底层建筑都还没打好，若是妄谈上层建筑，发展舆论，推动民间“精神”与“思想”建设，似乎有些荒唐。
可佛教不觉得荒唐，道教不觉得荒唐，就连白莲教也不觉得荒唐，所以，民间百姓几千万，只有畏惧朝廷的，没几个信奉朝廷的，而他们信奉的，是那些控制了民间舆论与话语权的宗教。
所以，朱允炆决定借山西移民的机会，打造出来一套行之有效的舆论工具，争夺民间话语权，提高朝廷在底层的影响力。
于山西设置宣传司，只是试点，一旦试点取得成效，那将在中央设置宣传局。
“皇上，恕臣无知，这宣传司为何？”
胡濙实在是想不出来，只好低头问道。
朱允炆虚空画了一条线，道：“山西卫所大军一旦出动，受惊之处怕只是卫所周边，不及山西全域，但若人为引导，宣传此事，广传消息至千家万户，通达四百万民众之耳目，方可真正形成压力，促使百姓积极响应迁移之策，这就是朕准备设置宣传司的初衷。”
眼下的初衷，只是服务于移民大局。未来的目的，是服务于大明统治。
胡濙这才了然，原是一尚未设置机构。
皇上登基之后设置了很多新鲜的机构，像是什么科技局、安全局、二炮局之类的，弄个宣传司也不显得突兀。
只不过宣传司的任务是不是太重了？
广传消息至千家万户，通达四百万民众之耳目，这就意味着全覆盖式的宣传，无遗漏的告知。
这简直是有点不切实际啊。
胡濙沉默了，答应皇上容易，做到实在是太难太难。
朱允炆也知道很难，毕竟山西面积很大，百姓们又不都住在大都市里面，一个街道办大爷大妈可以管几万人，需要传个消息，只需要找他们发个文件，打个电话就搞定了。
山西地势是“两山夹一川”，东面有太行山，北面有恒山、五台山，西面有吕梁山，中间是个“多”字形断陷盆地，百姓在平原盆地还好说，跑跑步，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