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晋阳与洛阳两个中央的并立，形成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伟大尝试。
不过东魏民族属性的统一属于大势所趋，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文化，与以晋阳为中心的鲜卑旧俗必有取舍。
作为一名穿越者，高澄知道答桉，但守旧的二十万并州胡既是维护高氏统治的根基，又是汉化道路上的拦路虎，他也只能在后续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潜移默化。
与薛虎儿一同加入高澄卫队的刘延寿对这种潜移默化深有感触。
十七年前，怀荒镇民不堪压迫，为索取仓粮，率先举事，聚众攻杀镇将。
次年春，匈奴单于后人破六韩拔陵在沃野镇发动起义，作为鲜卑化的匈奴人，刘延寿也参与其中。
与无数六镇底层一般，刘延寿将自身遭遇归罪于孝文帝，认为孝文帝背叛了代北军民，是他迁都洛阳导致拱卫旧都平城的北疆六镇不再紧要，也是他推崇汉文化，使得奉行鲜卑旧俗的代北被排斥在朝堂之外，被河北士人取代位置。
因六镇地理位置不再紧要，所以朝廷不再为之输血供养，北疆苦寒，军民生活困苦。
而上层豪族权贵被河北士人排挤，也将怨气发泄在底层军民身上。
基于这两个原因，六镇底层普遍对汉化没有好感。
然而刘延寿自从跟随薛虎儿被调拨至段韶麾下，离开晋阳，加入洛阳京畿军，就不可避免的违背本心，开始接触和学习汉文化。
没办法，小高王恩威并施，汉话说得好，有奖赏，始终学不会或者不愿学汉话，就要面临军饷减半甚至全减的处罚，事关切身利益，谁也不敢含湖了事。
等潼关一战后，薛虎儿及其部下进入高澄亲信都，由于亲信都多为汉人，也更加深了刘延寿等人的汉化程度。
到如今，这个曾经的鲜卑化匈奴人甚至可以被称为汉化匈奴人，不变的是族属，而改变的却是所使用的语言、文化。
高澄对自己麾下的变化自然了解，刘延寿并非个例，京畿军中汉胡数量相当，但洛阳汉风浓郁，身处这个环境，人的改变也是自然而然。
他甚至都不需要做出太多强制手段，在汉胡之间有失偏颇。
为了遮人口实，高澄在军中同样要求汉军将士学习鲜卑语，但鲜卑文化若真能与汉文化争锋，也不会有孝文帝的出现。
让落后文明与先进文明公平竞争，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却无人能够指责高澄，哪怕是晋阳最极端的鲜卑民族分子，毕竟小高王根本就没有公然提倡过汉话，让汉胡将士相互学习对方语言，也有紧密军士之间联系这一借口。
而如今与二十万并州胡西征，也多亏了高澄当年为遮人口实的无奈之举，哪怕是京畿军中的汉人将士，也与胡兵们交流无碍。
当然他们之间免不了会出现许多冲突，但是高澄每日都要巡营，去为他们调解，虽然只是和稀泥，但如今战事将起的紧要时刻，也只能去和稀泥。
这些事情也让高澄明白，隔阂不是轻易能够消除，事后他找到了高欢，高欢也同意了战场上，两人麾下将士各自为阵这一提议。
虽说战场上令出多门是大忌，但两人互不统属对方的部众，基于彼此对战场局势判断的信任，也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南下的娄昭大军可没那么多幺蛾子，高澄临去晋阳前，下令冀州刺史娄昭召集相、冀、定、沧、济五州十万兵马统御南下。
他们之间基本都是汉人，而共同统御这一部队的段韶，麾下旧部虽多是六镇鲜卑，可在河南住了这么多年，也基本实现了汉化，因此也确实没有出现过难以调和的民族矛盾。
王阿井作为相州州郡兵的一员，他们与并州胡以及京畿兵不同，是在忙完了家里的农活以后才归队随娄昭南下。
这也是州郡兵与脱产战兵战斗力相差悬殊的根本原因，与体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