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南还是识时务的，主动提出来，处罚不轻不重，刚刚能达到朱雄英的底线。也幸亏他识时务，稍有迟疑，一个罢官流放，绝对不可能蒙混过关。
可这事并没有完，此一案关乎民间风气，更关乎孝道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如果不在政策上加以调整，恐怕江家的悲剧还要重演，所以着重修旌表章程，便成了当务之急。
而且在大朝会上，朱雄英还提出了此次整治的重点，重点要放在禁止残害身体，以治疗尊长的愚蠢行为，亦不许以子女供奉神灵，灭子杀女以行孝道。
刑部尚书-夏恕首先出班附议：“臣以为遵行孝道，奉养父母，乃人伦之道。父母有病，请良医诊治，才子女诚心。于神明面前祈祷保佑，也是正常孝道。”
“可民间，割股疗亲的事，为什么屡禁不止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效仿呢？”
夏恕以为之所以有效仿割股疗亲，卧冰求鲤，无非是一些愚昧、懒惰之徒，想要通过特立独行的行为，逃避赋税，劳役的捷径，于是便有了杀子这样有悖人伦之事。
朝廷不仅应该调整旌表制度，更应该戡定相应的刑律。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了子嗣，没有香火，就对得起祖宗了！
夏恕的话，得到了朱雄英的高度赞扬，的确如此。遂当廷向皇帝请允：自今起，人子遇父母有疾治弗愈，无所控诉，不得而割股卧冰，亦听其所为，有罪者按律治罪，但不在旌表之列。
出台这样的律法，那些像江伯儿一般，想着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便不会再冒其险。这属于典型的防小人、不防君子。
至于为什么说：亦听其所为没有确定硬性的规则不准，是因为孝道是必须提倡的。既然不想赏了，那罚自然也没有了。
这是对百姓权益的一种尊重，如何如从，完全由他们自己。朱元璋听后，点了点头，一个“准”字，便有书吏将此记录下来。
“臣资政大夫-刘璟有本要奏！”
刘璟以为，城乡间愚昧的士绅不仅笃信那些旁门左道，更常常出资资助那些神
。棍，及愚蠢的乡民。仅洪武朝这二十九年来，就有六百余人，割股疗亲，落下残疾。
所谓，追被溯源，如果不能对各布政司、府、县的神棍们加以更大约束，制定律法这种人伦惨剧，也不会避免。
所以，刘璟建议，通令各布政司以下衙门，凡旁门左道致使伤人性命者，一律处以绞刑。江伯儿案的何仙姑、算命先生，亦该由山东提刑按察司，从速缉捕归案。
当然，在倡导移风易俗的同时，更应该加紧整顿旁门左道，无度牒者，不得行医、更不得起挂。若有不从者，一经发现，徒三千里，无赦。
皇帝听到刘璟的这番言论，很是开心，击节赞叹道：“真伯温之子也！”
但也许就是这话，让正治上卿-詹徽抻心了，自从他在吏部任上被拿下来，一直就在坐冷板凳，被剔出了权力的核心，詹徽不甘心。
太子已殁，南宫一家独大，刘璟是太孙的心腹，倚重的智囊。聪明不会选择跟他作对，毕竟这关系到将来的富贵。
可若是能把他驳倒，不仅能显示他比其高明，也许还能让皇帝、太孙，看到他身上的优点，重新挤回权力的核心。
于是，志得意满的詹徽，走出班来，举起笏板，拱手言道：“陛下，太孙，臣亦本要奏！”
其一，民间百姓收入微薄，家财微薄，果腹尚且不易，求医更是艰难。巫医中有败类行骗不假，可其中亦不乏妙手回春者。
若从刘璟之言，便是断绝了民间百姓，以低廉代价，求医问药，决绝疑问的唯一途径，此举是帮民还是害民，便不好说了。
其二，量刑！按《大明律》：凡祖父母、父母故杀子孙，及家长杀奴婢，图赖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
可刘璟却要，把巫医等左道之术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