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期，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视，甚至没有收音机。母亲在一旁备课或是做家务，父亲则陪我玩。忽然，也应该是偶然地，窗户外面有响动。
“听，外面是什么？”父亲脸上露出狡猾的神情。
“不知道啊，”我的眼神比他更狡猾。
“是大灰狼吧？”
“可能是吧？”
“那咱们去打它吧？”
“好吧，那你先去。”
此时母亲早已笑得前仰后翻了。
不久他俩带我去姥姥家，只记得最后的行程坐的盖着帆布的卡车。车厢内黑妈咕咚的，父亲盘腿坐在车厢地板上，偶尔透进的一束阳光照在他微笑的脸上。
从这次起，对姥姥家的记忆开始清晰了，之前的记忆都是模糊的片段。
我想要小鸟，三舅还真就为我逮了一只麻雀。他用根细绳拴住它的一只脚，将细绳交到我手上让我玩。不料一不留神竟给它挣脱，它顺着墙跟前的水洞眼逃走了。三舅不高兴了。逮住小鸟本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我是知道的。
四舅嬉皮笑脸地跑过来，他用一把带钥匙串儿的小刀，挑着一只血肉模糊的麻雀递给我。三舅不耐烦把他打发走了。
大舅心疼我，从他家拿来个鸡蛋要姥姥煮给我吃。
“喂，老大，今儿怎么不怕媳妇了？你家瓦罐里的鸡蛋可是有数的啊，”在场的村人纷纷调侃道。
“她回娘家去了。这是鸡窝里刚下的蛋，不在数！”大舅笑着回答。
大舅怕老婆由来已久，村里人人皆知。
一位老太太从村街走过，她的一只眼睛是白内障，这是我之前未见过的。
我很好奇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而且，她本人知道吗？于是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冲到她前方，从下往上用手指着老人家的面部说：“你的一个眼睛是白的！”
她没有反应，因为没听懂。
站在屋内的姥姥，从敞开的木门不仅看到且听到了，说：“要悬死了咧！”
姥姥在西安陪母亲住过机关，听得懂普通话。
老家人似乎都知此事，每每见面，必被调侃一番。听母亲讲，那老太是舅辈们的奶奶，我的曾外祖母。父亲对我当时内心的解读——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会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