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专制独裁的封建体制里，最令人莫可奈何的风险，总是一次又一次无可避免的不断发生。
先帝隆庆爷六年而崩，当今皇上万历九岁登基，首辅张居正继续当国佐政，延续这个政策。但人没有不老不死的，正如孩子没有不长大的。
万历十年，首辅张居正盛年猝亡。当今皇上却已卓然成年，“政”又毫无意外地再一次随“人”而转。
万历爷方掌大权，便全盘推翻张居正所主持的一切新政。张首辅**无不“身没”、“名秽”、“家毁”、“族亡”，下场没有一个不是黯淡凄凉。
其他新政措施的废止都暂且莫论，但就单单再次开始“海禁”这一项，就无疑是对此地民生经济，再一次给予了致命的重击，百业再次快速萧条退却，繁荣就又成了供人凭吊的昨日黄花。
这样一个权力来自于父祖血脉传承的皇权结构里，万历皇上似乎也没有对其父皇的开关政策稍有批判，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明旨恢复“海禁”，但力主开关的“新党”已经全数消灭殆尽，皇上对前朝新政的态度也当然是不言可喻的。
更何况，大明律令：“私出外境下海者，杖一百。人口、军器下海者纹。走泄情事者斩”的法律条文，依旧明列于法典之中。而“片板不得入海”的基本国策，更是开国太祖爷诏旨颁行的。在一切皆揣摩上意的前提之上，在“依法行政”的要求之下，“海禁”在各个地方，又大张旗鼓地死灰复燃。
不，之后的海禁是更变本加利的。
只因为海上贸易的庞大利益，已经再次被看见。“利益”，才是海禁再起的真正主要原因。只可惜这利益，不是民生百姓、国家民族的大利，而是在腐败政体之中，被贪官污吏、豪绅财阀等少数人所垄断的私利。
在人治的体制里，“法”似乎从来都不被视为奉行的圭臬，充其量不过是治理的工具罢了。而此时的“法”，更已沦落成统治结构谋求私利、中饱私囊的手段。此时，不管是中央大员或是地方官吏，心心念念的无非就是，如何将海上贸易的庞大利益，全然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之前长达两百年的海禁，一度让海外市场对中土商品，与国内市场对海外商品的需求，都已渐渐淡化，让南洋航线往来的船只逐渐萎缩，虽然一切都从未曾真正停止过，但至少表面上是趋于没落的。
但“隆庆开关”之后，市场的需求再次被唤醒，南洋航道上热络的景况更胜往昔。
再次兴起的海禁，钻了当初这些禁令的一个空子，就是禁海令中所真正禁止的，并非所有的海上活动，而是旨在禁止“私人”进行。
简言之，当初圣意乃是可由皇家朝廷为之，就如成祖永乐年间，三宝太监七下西洋宣扬国威，此等史上最盛大的海上活动，便不在禁海令的禁制之列。
有了如此先例，无异于开了扇巧门，所以不是不能海上贸易，而是所有海上贸易都必须让官府插上一手，而插这一手的目的，绝不是吃饱没事找事做，无非是想从中谋取私利，而且官家出的这一手，手笔之大绝对骇人听闻。
地方官府执行海禁，对这些官员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一旦有了“海禁”的这一法宝在手，等于就拥有了管控市场供需的阀门，必要时加大羁捕力道，便会造成市场货源短缺、商人囤积居奇，如此商品价格立即就会飙涨，反之亦然。
如此，控制这些商品能不能进出？能进出多少？何时能进出？的大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这些官员府吏根本无需自己进行买卖，只要选择何时、如何、是否严格执法，就足以让自己富可敌国。
当然，也有些手段比较拙劣的官吏，会贩卖些海上贸易的特许权利，或是巧立名目课征些苛捐杂税，这些人看似更加恶劣，不过深入来看，他们多是鲁愚之辈，没有真正发现“海禁”此一法宝的绝妙之要点。
好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