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着长孙颖的笑闹只是日常生活中一些温馨的点缀，自从李治走出那道宫墙，走上朝堂之后，他的世界豁然便大了许多，惊涛骇浪的大事太多，男女之情不自觉的就被挤到了生活最角落的地方。
这一年是个多事之秋，朝堂之上，魏王与太子的斗争越发激烈，明眼人都看得出太子地位不稳，皇帝虽然用了魏征给太子安心，但怎奈魏征病倒了，眼看着时日无多，能起到的效果十分有限。而另外一方面，国家外部也动荡不安。高昌虽然贞观十四年被侯君集所灭，但是却一直骚乱不止。在高昌问题上，皇帝起初的策略是看管，每年征发一千多名士卒驻守在当地，并且将着犯人流放于此，充实其地，企图把它变成大唐的一部分。但朝中以褚遂良为首的不少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太过于劳民伤财。
高昌萧条偏僻，派人府兵驻守，士兵们一则要远离故土，二则此时的兵役制度是府兵制，士兵们出征的行囊要自己准备，高昌偏僻寒冷，士兵们为了准备行装容易倾家荡产，而这里却又穷困潦倒，很难有所收益，长久下去，这部分的士兵战斗力会直线下降，影响这一府士兵的战斗力。
除此之外，迁移罪犯过来也是值得商榷的事情。因为此地贫瘠，良民多不愿意过来，所以只能用犯人充实其地。但犯人多是无赖之徒，很容易生事，他们大规模的聚集，让此地治安非常难以管理。万一他们结伴逃亡，为了追捕他们，又得耗费大量的人力无力。
因此当时朝中的大臣们多不同意直接管理。这地方要变成自己的，投资太大，但是回报却又极少。物产偏僻，提供不了赋税，就算是张掖、酒泉有烽火报警，朝廷也不可能指望用高昌的一个兵一斗粮平乱，最终还是要征发陇右各州兵马粮草再赴前方。河西是国家心腹地带，用这里的兵力来镇守高昌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实在是亏本买卖，所以不如按照突厥、吐谷浑的旧例，才去以夷制夷的思路，杀掉不服唐王朝管辖的那批人，然后选择亲唐温顺的贵族封为可汗。这样朝廷只要管理他们的贵族就好了，自己不用费太多事，同时也能确保这个地方不生乱。
突厥的先例其实已经说明了这个政策的正确性，只是可惜皇帝有些被连年来的“盛世”所迷惑，有些好大喜功，忍受不了开疆辟土的诱惑，所以拒绝这个策略，而是调兵调人，直接管理高昌故国。如今才不过两年，弊端已经显现，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杀掉了突厥叶户沙钵罗，吞并了沙钵罗的部落，然后公然反抗唐王朝，于是高昌国不少遗民也蠢蠢欲动了起来，情况非常危急。朝廷无奈之下，秋天的时候派了郭孝恪为安西都护、西州刺史，企图用这位老将军来镇压这个地方，虽然目前郭孝恪就任之后，已经将着乙毗咄陆可汗打败，但这已经属于亡羊补牢的无奈之举，就算大胜也让满朝文武觉得糟心。
西突厥不安分，被打败了一次的薛延陀部也蠢蠢欲动，派人献上了三千匹马，三万八千张貂皮和一只玛瑙镜子，求娶大唐公主。太宗对此事略有犹豫，问左右计谋，到底是发兵消灭还是和亲，房玄龄从国力出发，认为不宜劳民伤财，还是和亲算了。李治听着这话，很想反驳，觉得房玄龄是卖别人的女儿不心疼，但是他见着太宗已经说出了“朕既为天下百姓的父母，如果对百姓有利，何必爱惜一个女儿”这种话，他便也无法再开口反驳了。
不过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忽然就觉得自己可以理解秦皇汉武为何如此热衷于对外用兵了。或许史书上会留下他们穷兵黩武的评价，但是身为一个男人，能维护住自己的姐妹女儿不被当做物品送与他人，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国家的尊严和和平，应该在战士的刀剑上，而不是在女人的裙裾上。将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嘱托给女儿们，本来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其实至今为止，虽然大义公主的名声很差，可是想到这位远嫁的前朝公主，李治的心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