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之前所说的，维克托之所以能够从目前联盟的民族政策中察觉到危险，是因为他本身是重生者，有着前世的阅历和见识作为他思考问题的依据，但除了他自己之外，在当今的联盟，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有类似的经历了，也就是说，他所能感受到的危险，别人感受不到，自然也不太可能会认同他的观点。
就拿斯大林同志来说，在西方国家的宣传中，他就是个粗暴的独裁者，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也都是用单一而粗暴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斯大林同志在民族问题上与列宁同志有着极为类似的立场。
一九二九年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写过一篇《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的文章，在其中详细阐述了他的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概括来讲，他认为实行民族自决和区域自治、在一切方面实行民族平等和工人的民族间团结的原则，是解决联盟民族问题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说，作为联盟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也是赞同实行民族自决、自治政策的，甚至，他的立场必要列宁同志还要鲜明，他甚至主张在联盟范围内，推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制度，也就是将同一民族的人集中到特定的区域内，然后以民族划分来组建加盟共和国。
不要以为斯大林同志动辄搞出来的民族迁徙，仅仅是为了惩罚什么人，与此同时，他也是在为这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策实施创造条件，俄罗斯人都必须感谢他没能完成这个工作，否则的话，在维克托前世的时候，苏联的分裂将会分的更加细碎。
一方面是自己意识到的问题，别人意识不到，另一方面则是国家领导人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与自己的想法并不一致，因此，维克托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才会如此的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犹豫不决。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如果维克托在这个时候向联盟所施行的民族政策开炮，指出过度的民族自决、自治政策，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威胁到联盟的国家安全，联盟应该在宪法层面对先前的民族政策进行修改，那么不用问，等不到斯大林同志开口，他就会被四处飞来的唾沫给淹没掉。因为他批评，或者说是批判的，不仅仅是联盟既定的民族政策，还是制订了这一系列政策的无数革命先辈，这其中就包括了列宁同志。
所以，维克托非常清楚，自己现在即便是要谈论民族问题，也不能朝根本上谈，而是只能谈些细节性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旁枝末节。
比如说，他可以把干部、党员民族化的问题拿出来讨论，指出以民族出身为条件来选拔党员和干部的行为，是披了民族政策外衣的“唯血统论”，其看似平等的伪装下，是基于出身而划定等级的最大不平等，它既不利于党组织的发展，也不利于民族团结。
维克托认为，如果他的将来还能够在联盟的权力核心中进一步升迁的话，那么民族问题将是他必然要推动改革的一项重大问题，但考虑到目前的现实情况，他还不能太过冒进，只能试探性的在外围做一些工作。
“索菲亚，准备做记录，”手中的一支烟卷抽的只剩烟屁，维克托将烟头丢在地上，又踏上一只脚使劲碾了碾，这才转过身，朝索菲亚的位置走了两步，说道。
索菲亚点点头，将手中钢笔笔帽摘掉，又将那个记录本摊开，做好速记的准备。
“必须警惕党员、干部民族化为我党带来的危害，”维克托将左臂架在胸前，左手托着右臂的胳膊肘，右手托着腮，一边在原地度着步，一边思索着说道，“嗯，就用这个标题吧，我觉得应该没有用词的问题。”
“但是文章的立意有问题，”索菲亚将这个标题记下来，这才抬头看着维克托，说道，“我认为你应该再慎重的考虑一下，至少，也应该先联系一下克里姆林宫，请示一下斯大林同志的意见。”
“向斯大林同志定期汇报工作是必要的，但频频请示意见，却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