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豆包走出医院，吹了一脸的秋风，眼泪都干了。
豆包站在路边和我一起等出租车，他忽然抬头看着我说：“妈妈，你还在担心顾叔叔吗？”
“是啊，还在担心着他会不会醒。”我说。
“不用担心的，刚才那个奶奶说要送顾叔叔出国治疗，不是一定能治好的吗。”豆包又说。
他童言童语，真的以为我担心的是顾一笑能否醒来。实际上，我流眼泪是因为我自己的决定。
不甘心，又不舍得……纠结了这么久，还是被迫做出了这个决定。
其实到了十八小时，顾一笑的妈妈就给我打了电话，通知我做好出国的准备了。豆包这边我也安排好了，同时把家托付给了王阿姨。
我在机场和顾一笑他们汇合，第一次坐专机，居然是在这个情形下。
我注意到，顾一笑的爸爸也来，他是来送行的。最后很郑重的对我说：“拜托你了，这一次真的麻烦你不少。”
“不要这样说，顾一笑也是为了我……”
“没有人是为了别人，他是为了自己。”他打断我的话说，“他是为了得到你，你不必想那么多。”
这一家人的脑回路果然理智又奇葩，我被噎得死死的，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脑外科的医生同行，是怕顾一笑在飞机上有什么突发情况。
在脑外科手术后的二十四个小时，把病人弄到飞机上，要飞十几个小时去另外一个医院。
这样的决定，也只有顾一笑的妈妈才做得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脑部受创以后，最佳治疗时间就是七十二个小时，如果没有及时治疗，会留下永久性创伤。
一路之上，所有人都很忐忑，生怕顾一笑有突发情况。
唯一睡得不错的人是豆包，他发烧后身上的乏劲儿上来了，睡得呼呼的。
飞机落地以后，我们直接走的是绿色通道，外面有医院的专用车辆在等着，中国的医生和国外的医生做了交接，简单介绍了手术的情况以后，医院的车子就把我们一行人拉到了医院。
在美国，只要有钱，你什么样的服务都能买的到。
顾一笑的病房是一个两百平的大套房，窗子外面就是干净清澈的湖面。
最开始，我和豆包是没事儿的，在自己的房间里等着。医生先给顾一笑做了全身的检查，脑部的重新扫描，最后综合病历做出了诊断，现在顾一笑受到的创伤是神经受损。
这是最难治疗的脑部疾病了。
一天以后，关于顾一笑身上所有的外部干涉治疗都结束了，现在只等不停的刺激他的大脑，促进他醒过来。
我又休息了半天，医生通知我可以进行唤醒了。
所谓唤醒就是在仪器的辅助下，和病人说话。国外的医院很注重隐私，等我进了病房以后，所有的人都出去了。
顾一笑的妈妈最后一个走，她按了按我的肩说：“拜托你了。”
我的尝试持续一天半，顾一笑没有任何起色。其实到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冷静下来，理智的分析如何才能尽快让顾一笑恢复正常。
国内的医生在遇到到这种病情时，喜欢说滴水穿石，举的例子都是植物人被照顾了几年，然后因为妻子或者亲人的不离不弃，病人醒了。国外的医生讲的都是最理性的分析，他们对我说顾一笑如果再有两天不醒，基本可以判定以后醒来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二了。
这个概率等于判了死刑。
顾一笑的妈妈脸都白了，我想我也一样。
医生说的最后四个小时，我们都像面临最后的判决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紧张的，神经都是紧绷的。豆包虽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能感觉到气氛，小声的问我：“妈妈，顾叔叔是不是不会好了？”
“不是，还有希望。”我对他道。
其实这话说出来，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