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样板戏宣传的英雄人物也不至于坏到流油，明目张胆地鱼肉乡里。
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能够被彻底杜绝的，掌握了绝大部分，那就掌握了整个局面的基调。
胡二姐可不知道，自己在余秋心目中已经被划归为平凡的80%。她就揪着孟姜女哭倒长城说事，认真地告诫他们：“只要你们让我看王老先生，我就不哭。”
何止是不哭呀，她还要咧着嘴巴笑。
从进了会客厅起，胡二姐就坐在沙发上，眼睛死死盯着王老先生，整个人陷入晕乎乎的傻乐状态。
就连老先生问她：“深圳马上要搞重新的建设规划了，那里洼地多，要将山铲平了填洼地。那你们愿不愿意去开铲车呀？”
胡二姐晕晕乎乎的，愿意，当然愿意。
余秋笑出了声，虽然每次见到王老先生，她都压抑不住想要尖叫的冲动，但这会儿她必须得理智点儿啊。
她笑了起来，调侃胡二姐：“总理，她现在问她什么，她肯定都说好，您让她做什么她都愿意。”
胡二姐立刻激动地点头表示赞同。但是余秋却不愿意让她开上挖土机，确切点儿讲，她不认为这是安置知青的好办法。
深圳现在是个渔村，建设新镇，挖山填湖，那么当地的村珉要怎么办？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失去了呀。与其考虑知青的安置问题，不如先切实解决好农珉的困难。
在建国后国际局势变化面前，国家不得不优先发展工业，采取剪刀差的模式来将所有的资源倾向工业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下乡知青以及农珉都是利益受损者，他们都做出了牺牲。
既然如此，考虑问题的时候，也不能太过于厚此薄彼。
农珉的确是沉默的绝大部分，但正是因为农珉的坚定支持，我们的国家政权才能够成立并且稳定地走到了今天。
就算到了2019年，国家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仍旧是农珉。虽然从社会利益分配角度来讲，他们往往处于最后被考虑到的对象。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就像家庭生活当中，最被忽视的孩子往往是最孝顺的，备受宠爱的孩子却常常对父母吹毛求疵。
假如再扩散一下，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将这件事情发散开来看，出国潮兴起的时候，能够出国的人基本上都是利益既得者。在那个年代，你让普通工人农珉去出国呀？他们不是不想，而是根本没有那样的条件。
然而出国热潮兴起的时候，出去的人又有几个回来了？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基本上回来的都是混不下去的，而且舆论也普遍将回国等同于混不下去了。
于是大批的精英，大批的名校一流毕业生，大批国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金钱培养出来的人才纷纷离开了，大步流星，头也不回，留下来的几乎都是二流人才。
神奇的是，就是主要依靠这些留下来的人，国家从困苦疲惫的状态建设成生机勃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回归到家庭的问题上来看，就算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但也不能太过偏颇。否则逼急了，彻底失望的孝子孝女也会翻脸。当他们意识到亲情不过是他们的幻想时，他们也许会真的切断联系，撒手不管。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里头各方面的平衡实在是太过于复杂了。
重新说回深圳建设的事，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业工业化，显著特点就是所需要的农业人口会大幅度减少，在这样的背景下，农珉要如何自处？转变身份，将农珉转变为工人，是最快速有效的方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深圳为例子，根本不需要从外地调知青，直接将失去安身立命生活来源的农珉转变为工人，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别说是现在了，就是到了2019年，比起农珉，人们也更加愿意当工人。就是上工地搬砖头，也比大部分地里头刨食挣的钱多。更何况现在工人还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