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很少出门，生怕和日本人有什么瓜葛，一切倒也相安无事。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
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天早上，大家刚吃过早饭，就见小多子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边走边喊：“老爷，不好了，日本人全面进攻我们中国了。”
“瞎嚷嚷什么？”小栓子站在甬道边，边倒着洗脸水，边说道。
吕老听到了小多子的嚷嚷后，赶紧命丫鬟春红：“去把小多子手里的报纸拿过来”。吕老双手捧着报纸，上面赫然写着“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
看到这里，吕老呆呆地怔住了。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东北人民哪天不是活在胆战心惊当中，甚至走路都不敢大声说话，生怕得罪了日本人，惹祸上身。
姑姑从房间里出来，拿过吕老手里的报纸：“唉，中国人民又要遭殃了？”姑姑愤愤地说道。这时吕老也缓过神来。“这天杀的小日本。”吕老咬牙切齿地说。
吕老发着牢骚，用力的撴着拐棍，发出“咚、咚”的声响。他也只能发发牢骚，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还能拿起枪上战场吗？大家又议论了一会，就各回各屋了。
从此以后，全家人是深入浅出，早上很晚才开门做生意，晚上老早就把门面关了。生怕招来日本人，有理也说不清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倒也相安无事。
转眼到了一九三八年的春天。万物复苏，大地好回暖，小燕子从南方飞来了，许多不知名的候鸟也站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唱着歌，太阳是红灿灿的，天空是湛蓝的，枝头是碧绿的……
虽然是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之下，但是人们似乎暂时忘记了日本鬼子高压政策，他们纷纷走出自家的院子，迎着和煦的阳光，走进了田野，走进了大自然。
姑姑也不甘落后，她把快一周岁的吕树军（也就是我的大表哥）交给下人看管，说起我的大表哥，他早已会下地走路了（虽然有些踉跄），他每每玩耍之余，就追着小鸡、小鹅…等家禽，不停的嘻嘻哈哈的跑动，他那憨态可掬的样子，惹得大家笑声不断。
大表哥（吕树军）已到了“牙牙学语”的年纪，他说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妈妈”，每天早上起床，姑姑梳洗完毕，给大表哥穿好衣服，洗了小脸，就把他放在早餐桌旁，给他面前放一个小碗，碗里放些“江米条”亦或是玉米饼子等较硬的食物，他就自己学着抓着吃了。
刚才说到姑姑，姑姑收拾好了一切，把大表哥（吕树军）让下人看管，自己就叫上丫鬟春红，春红急忙拿出挖野菜的小筐，小铲子，跟着姑姑出门去了。
她二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走在地垄田间，一切是那么的舒适—暖洋洋的阳光，绽放的野花，绿油油的小草，还有那些不住啼鸣的小鸟。春天的气息阵阵沁人心脾。她们仿佛忘记了自我，忘记了日本人的黑暗统治。
突然，“啪、啪”传来了两声枪响。姑姑抬头定睛一看，一队巡逻的日本兵，迈着整齐的步子，正向她二人走过来。
丫鬟春红吓得躲在了姑姑的背后，一只手拉着姑姑的一只胳膊，两条腿不住的打着颤。
“你们地，什么的干活？”一个穿着军官制服模样的人问道。
姑姑赶忙拿过春红手里的筐，还有小铲子，一起递了过去。“挖野菜的干活”嘴里不停地叨咕着。
日本军官抬头看了看姑姑，姑姑也同样的，眼睛不错地看着他们，这样时间一分一秒地的过去，“开路、开路地”，那个日本军官突然命令道，姑姑赶紧带领着春红，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望着走远的日本人，春红还心存余悸。时不时的回头望着，生怕日本鬼子又回到她们身边，直到确定日本兵已经走远了，主仆二人才放心大胆地挖起了野菜。
玉米苗才刚刚一尺多高，绿油油的遍地都是，散发着迷人的芳香。大豆的播种比玉米晚一些，刚刚长出两片薄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