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对小杯儿，是中国古代瓷器发展到巅峰时期的产物，彩绘瓷器中的佼佼者，珐琅彩。
珐琅彩最早是康熙晚期，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将从欧洲传入的金属胎画珐琅技法成功移植到瓷胎上后，而创烧的釉上彩瓷新品种。在雍正时期达到巅峰，乾隆时期的产量最大，然后迅速衰落，乾隆后期开始即少有制作。
康熙十九年开始，紫禁城在武英殿设立了珐琅作，其后在康熙地五十七年，改到了养心殿，刚开始的时候，主要生产铜胎掐丝珐琅和寥胎珐琅。
珐琅彩瓷器的创烧，与热衷于西洋科技和艺术的康熙皇帝对画珐琅的喜爱有密切关系。
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统一台岛后废除海禁，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器作为贵重工艺品，开始由来华的传教士带入广州，并进贡内廷。
这些舶来品以其精细的彩绘技法和华丽的装饰风格，受到皇宫贵族和广州地方达官贵人的喜爱。由当时欧洲传教士与教皇来往的私人信件得知，康熙皇帝对这种洋玩意儿也很感兴趣，并力图使中国的珐琅工匠掌握这门技术。
康熙四十九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来到中国，从此他以天主教传教士、清廷宫廷画师的双重身份，在京师度过了十三年。
康熙五十五年，马国贤自畅春园写信回国道：“皇上开始醉心于欧洲的珐琅画，并尽可能将其介绍到宫中造办处。皇上看到从欧洲带来的画瓷器用的颜料和几件大件珐琅器后，考虑要制作某些器物。”
“皇上命令欧洲画家来画珐琅，我们考虑到这样一来，必须从早到晚和那些卑贱的工匠同作息，于是找借口说不曾学过画珐琅，而且也下定决心不习此艺。我们故意画得拙劣无比，于是皇上降旨作罢。我们这才幸免去做奴隶。”
不过马国贤不愿意，不代表别人不愿意，很快，随着广州和欧洲的画匠和珐琅匠师进入内廷参与指导造办处珐琅器的生产，甚至亲自操作，金属胎画珐琅器的制作呈现出繁荣景象。
当时仅经广州巡抚杨琳推荐进入内廷的，就有光东珐琅匠师两人，并西洋人三名、珐琅匠两人、徒弟两人。
等到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后，还增设监造一人。其后法国画珐琅艺术家陈忠信被召至内廷，指导画珐琅器的生产。
在中外匠师的共同努力下，内务府造办处建珐琅作很快熟练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的烧制技术，并烧造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宫廷韵味的金属胎画珐琅器。
由于此时景德御窑厂的瓷器烧造技术达到很高水平，特别是当时所烧造的五彩瓷器，胎质坚致、釉面莹亮、色彩华丽，在彩绘技法上与画珐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在康熙的授意下，造办处珐琅作开始尝试着将这种技法移植到瓷胎上。
这个创举取得了成功，于是便诞生了瓷胎画珐琅，即俗称的珐琅彩瓷器。
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宫中珐琅彩的喜爱程度，较康熙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单是加强管理和督查，而且喜欢亲自参与画稿的具体设计。
而在这个时期，景德出了一位非常厉害的督陶官，这位对中国清代瓷业做出特殊贡献的陶艺家，叫唐英。
生产珐琅彩的第一道工序就是选胎，选出造型完美，纯白似雪的瓷器运进京城留做烧珐琅用。康熙瓷胎画珐琅器，需要从景德镇御窑厂烧制涩素胎的瓷质器物，再到宫里造办处画珐琅图案，再入低温小窑烘烧形成所谓色地画珐琅瓷器。
因为胎体品质不够，所以素胎送到，还必须用黄、胭脂红等作底子，然后再绘制纹样。其画法也是从铜胎画珐琅移植而来。
而唐英在任期间，除了完成瓷器烧制的任务以外，还要专门负责向内宫珐琅作提供优质的白瓷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