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果用廉洁度来衡量官员。韩一良廉洁度可能是95%，但有很多官员廉洁度可能不高于5%。
在明末贪腐成风的社会，韩一良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了。廉洁度100%的根本找不到，除非是海瑞。
只可惜崇祯皇帝没有理解韩一良的核心思想，也没有想明白自己的执政核心在于扭转社会风气，而不在急于处理一两个贪官。
社会风气一团糟，皇帝想惩贪，但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盘根错节，必然把好经念歪了。
崇祯觉得，崇祯应该先从多方面入手弘扬廉洁正气。转变社会风气是个慢工细活，急躁不得，不是惩治几个巨贪就可以解决的。
但持续不懈地下苦功夫转变社会风气的做法不符合崇祯的性格，他没有这个耐心。
其次，打击了韩一良导致官员不敢担当。明末官员互送书仪是种陋习，不在于是谁的错。
韩一良因拒绝说出500两的书仪是谁送而被革职。只能导致官员相互袒护，不敢再说真话了。让臣下因反映时弊而蒙受冤屈，可见崇祯处理朝臣的随意性。
最终导致臣下不敢担当，人人自危，对朝政都噤口不言。言路闭塞，崇祯皇帝执政的盲目性就大大增加。这是崇祯自酿的后果。于是就出现皇帝每天越勤勤恳恳，臣下就越偷安怠慢。
有当时的大臣刘宗周这么评价崇祯：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
大意便是求治心切的崇祯帝，在时局危机深重的影响下越发急躁、偏执、多疑，布令太烦、用法太严、重典治臣下、用人不当，致使政策屡屡失误，加剧了社会危机。为了解决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崇祯帝变得更加急于功利。
崇祯皇帝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日夜操劳，在急功近利的心理作用下，用人不当，失误频频，进而对下属臣子严厉苛责、求全责备，导致大臣们整日不安。
刘宗周对崇祯帝的行为直接予以批评：“功利之见动，而庙堂之上有不胜其烦苛者矣。”
于是在整个朝廷内部，群臣为自保，只好投其所好、逢迎君主，少数忠直之士也很难施展才华、保全自己。
崇祯帝对于一些有才能的大臣也要求苛刻，对其严厉苛责。
崇祯皇帝对待朝廷大臣，往往求之太备，或以短而废长，责之太苛。长期如此，让朝臣基本只求自保，无才无德的庸碌奸佞之徒得到重用，却不思救国救民，国家、局势日益败坏。
崇祯皇帝采用重典治臣下，锦衣卫、东厂于法律之外诏狱不断，致使群臣苦不堪言，大小臣工尽在这位君主的不断积疑中往来，导致整个朝廷气氛昏暗压抑、统治集团人心涣散，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
历史上崇祯皇帝就这样发展了下去，最终落得众叛亲离，吊死煤山的悲惨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