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高在上栖息梧桐的神凤，虽为凤尾可毕竟在半空中，尚有腾飞万里之机。
若为鸡首，再大的鸡首也不过遍地走而已，家国一灭就成了亡国遗民。
他呵呵一笑，作谄媚之色：“多谢世子提拔，小人一定尽心侍奉，就像侍奉昔日的高将军一般。”
高雄心下大喜，拍拍他的肩膀，也转身离去。
目送众人远去，柯谟这才如释重负，赶紧将高雄的计划一一写在信上，命手下的部曲携信悄悄地送到王宫。
信一至王宫，由邓忠亲自接应，将信带入宫中。
此时的公孙修正在寝宫内照顾王朱。
作为已已怀六月身孕的她来说，小腹已日渐隆起，每天也是躺在床上休息，偶尔在寝宫内走动，并不出门，一是担心失足摔倒，二是刺客猖獗，不能受惊吓。
王朱躺在床上，吃着公孙修喂的乌鸡汤，有些索然无味，抿嘴道：“王上，妾身自己喝便是，哪劳你的大驾？”
公孙修打趣道：“这不是闲来无事么？再说了，我为自家妻儿喂食，又算劳什么大驾？最近以来天气酷暑，我已命侍女去冰窖中取来冰块，把冰置于前，让侍女用蒲扇于后面轻扇，冷气便可充盈于室。”
王朱扑哧一笑，嗔道：“王上就不怕旁人说燕王是个整日逗留后宫，沉迷床帏之乐的昏君么？”
他笑着摇了摇头，打趣道：“岂有此理？我倒要瞧谁敢这么说，史官要敢乱写，脑袋都给他锤扁了。”
公孙修自从承继燕王以来，他的第一人称的自称就从“我”变成了“孤”，一是合乎礼仪，二是示人以尊，可这即便说了好两年有余，仍是有些许的不习惯，索性在王朱面前自称为“我”。
王朱嗔道：“你怎得如此蛮横？史官现在写了什么，你又不知道。等公布天下，世间早已没有了王上，这不是滥杀无辜么？”
在汉武帝时期就设立《起居注》，用来记录皇帝日常的一言一行，史官如实记录下来，并且做好保密工作，不会给世人知晓究竟写了什么，有一段时间的保密期封存，等到撰修国史则作为参考资料之一。
所谓的“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
《起居注》有警醒皇帝的监督之职，做事不可太过、言行要有分寸，否则一个不小心被史官记录下来，那可是千秋万代的糗事。在唐朝之前，作为皇帝的还是很遵守这样的条例，不会去翻阅《起居注》，对史官还存有敬畏之心。李世民要求查看起居注，被谏议大夫褚遂良拒绝，黄门侍郎刘泊则说：“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
可史官并无真正的实权，起居注的监督制约作用能否发挥、发挥到什么程度，也都只能取决于皇帝本人的自觉。换句话说，皇帝真的要看，甚至要求删改起居注，是谁都无力阻挡的。
东晋后期的桓玄自立“桓楚”，这哥们也属于昏头的历史发明家之一，给自己写起居注，简直当成了日记一般，在建康当了百日皇帝，被刘裕轰出京师。在逃亡路上不顾跟属下战机规划，而是给《起居注》上撰写自己是如何“经略指授，算无遗策”，在抗击刘裕等叛军的失败，是因为手下将领不听调度，“非战之罪”。
后世某位军事物流专家所撰写的日记，其实也很值得怀疑，毕竟一来没人愿意把心里话记在本子上，能写在日记上的也不是什么心里话，给人的感觉是出自政治目的，而非实意，也不知是否追仰桓楚之风。毕竟半真半假、九实一虚的东西最容易湖弄人，更别提掺杂了个人的主观色彩，专家批其为“不看是损失，全信了就上当”的评价。
可以说，王朱切实地担心公孙修被史官记载为昏君。
公孙修打趣道：“史官想记什么，就让他记去吧。若是把我记载成贪恋美色，忘怀政事于后宫的昏君，不是更加彰显爱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