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说实话，虽然我毕业论文写的是中国农村问题，但由于我来了大陆之后，就进北大学习，在北大待了没多久又去了美国，对大陆的农村确实缺乏深刻的了解，那篇文章也多是基于宏观层面写的，确实需要加强对大陆农村微观层面的了解。”林毅夫爽快地答应下来。
他回头和爱人小声商量了几句，征得了妻子的同意后，又转过头来问李未，“李先生，您还要在京城待多久？”
“预计明天回去，这个月应该都在河阳，下个月估计要出去一趟。”前段时间王石打电话，让李未下个月去趟特区，说有事情要跟他商量。
“那杜老，我现在就给您请个假，明天和李先生一起去河阳。”杜老正好是林毅夫的上级，这倒是省了请假的功夫。
“你这是公事，又不是私事，怎么能算请假？明天我给你们所长说一声就行了，哦，对了，记得把票据保存好，回来给你报销差旅费！”杜老很欣赏林毅夫这种果断的性子。
于是，李未第二天回家的时候，身边就多了一位同伴，他们在卧铺车厢里进行了一番长谈，李未发现，此时的林毅夫，经济理念和后世他了解的大有不同，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硕笃信不疑。
这样很多问题就没办法就交流了，因为好多在林毅夫看来明明不符合西方经济理论逻辑的桉例，日后在中国都发展地很好。
李未只能这么说，“林先生，任何理论都有其前提条件，西方的理论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为或明或暗的条件，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套用在发展和转型中的国家，由于条件不同，就会闹出笑话，唯有结合实际的理论创新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这也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一直鼓吹中国经济会崩溃，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却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他们脸的原因。
林毅夫脸上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科学理论应该是全球通用的，不过他素养不错，也就暂时歇了争执，和李未聊起了其它话题。
李未也不再劝说，他知道空口白话很难说服人，今后还是让事实来改变他的想法吧。
而事实上，林毅夫的转变来的很快，明年，中国的通货膨胀达到18.5%，很多地方出现抢购风潮。
按照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治理的手段很简单，就是提高利率，利率提高后，投资成本上升，投资就会减少，同时增加储蓄意愿，消费就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都减少了，总需求就减少了，价格就随之下降。
而且，利率提高后，好项目会因为投资回报率高、付得起高利率得以被保留，差的项目因此被淘汰，所以，提高利率还有利于资源的配置，这个办法听起来挺有道理的吧？
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采用了一个看似不合理的办法—治理整顿，全国性地砍投资、砍项目，不少好项目也被砍掉。
这个办法看起来很笨，但林毅夫经过深入了解后发现，如果政府选择提高利率，必将导致很多大型国企严重亏损。
对此，政府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让它们倒闭，但结果肯定是带来大量失业，社会不稳定，而且其中不少企业和国防安全、国计民生有关，根本不能破产；另一办法是政府给予财政补贴，结果是赤字增加。这必然是要货币化的，货币增长又将助推通货膨胀，陷入一个怪圈。
所以唯一可行的就是利用行政手段，把不重要的项目砍下来，把总需求压下来；等这次的事情过去之后，林毅夫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术思想。
回想起这些内容，李未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趁着现在各种原材料还没涨价，赶紧囤一批，免得明年措手不及。
接下来俩人的聊天内容从宏观转为微观，这下就愉快多了，聊累了就睡，睡醒了继续聊，一直聊到火车到站。
徐正阳早就在车站外面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