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有商税的，只不过税率很低，具体税率是三十税一，这是太祖年间制定，从那以后再没改变过。
然而明初时，经历了元朝近百年掠夺性的破坏，再加上元末之乱，实在是百废待兴，各地各省早已商旅断绝，便是收商税也收不了多少，再加上朱元璋重农轻商思维，把天下百姓定为农军工士等籍，偏偏没有商籍。也就是说，在朱元璋看来，这大明有没有商人都无所谓，对商税自然不重视。朱元璋曾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
从明初就不重视商业，定的商税极低，到后来一直如此，甚至到了明中期以后，大明各地商贸极其繁茂，江南之地很多人家家资十万比比皆是，家资百万为数众多，家资千万者也有不少，这些人家之所以这么有钱，靠的自然是商业贸易。可偏偏，这么繁茂的商业，朝廷征收不到多少商税。
不是皇帝不想，而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些经商人家，大都有着士绅背景，绝大部分商业都控制在士绅手中。而到了明中期以后，控制朝廷的便是士绅，他们怎么可能允许皇帝征收商税？
而因为士绅们有优免权，便是征收也征收不到他们头上，只能从普通商户头上搜刮，即便如此，文官们也不允许对商税税制进行改革。便是张居正变法，也没有变到商税上，没有试图改变三十税一的税制，也没有取消士绅优免的举措，因为张居正知道那根本不可能。
以至于后来的明朝皇帝，为了搞钱只能私下派出太监担任税使，派往各地进行搜刮。没办法，都是被逼的！
所以当温体仁提议加征商税的时候，朝中的官员们便如同猫儿被踩了尾巴，他们生怕朱由检再像万历和天启皇帝一样，往各地派出大量太监担任税使，那样的话他们还真的没辙。毕竟太监代表着皇权，各地商户便是有士绅背景也无力抗衡。
所以当听到朱由检说只在北京城内加征商税时，这些官员们顿时松了口气，反对的声音立刻减少了很多。
在朝廷做官，哪怕再富也得保持清廉模样，朝堂上的大部分文官在京师根本不会置办多少产业，他们的主要产业都在地方。而京中大部分产业，大部分商铺，都是勋贵们在经营。大部分勋贵在迁都之初就来到北京，在这里两百多年，盘根错节，早已控制了北京城的大部分生意。
对勋贵们利益受不受损，文官们自然不会在意。
而对勋贵们来说，自然也有优免权，他们的田地、商铺生意以往也是不缴税赋的，现在朱由检明显把主意打到了他们头上，自然是满心不情愿的。
然而勋贵也非一体，如英国公等，都有子弟在禁卫军任职，有的还当上了总兵这样的高职，这意味着勋贵重掌兵权提高地位的开始，这些人自然不会为了一些税银和皇帝作对。而有的勋贵没落至极，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更没法发声了。而勋贵这个群体本身依附皇权存在，惹恼了皇帝，特别是一个年轻的皇帝，自然没有好果子吃，很多人不得不犹豫，再加上朱由检说只是权宜之计，也就只能默认了。至于这些勋贵私下里会不会有什么举动，却谁也不知道了。
总而言之，成立税务司在京师加征商税之举算是通过了。至于税务司这个挂在东厂下的衙门，在很多人看来，和以前的皇帝派出的矿监税使没什么区别，自然不会有官员追究应不应该把税务司交给户部管理这种无聊的事情，若真的税务司放在户部下，那岂非加征商税成为定例？
成立税务司在京师加征商税之事定了下来，朝议继续。
刑部侍郎唐世济走出班列：“启禀陛下，前有赈灾贪腐一案，陛下交由锦衣卫负责查处，然而两日来，锦衣卫缇骑四处，在京师大肆抓捕，顺天府、宛平大兴二县，还有五城兵马司诸多衙门，从主官到普通差役，具备抓捕，以至于衙门只剩看门差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