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种盐只是为了交差，没有工作积极性，交出来的盐自然也就没有质量保证，但官府却控制价格，无论好坏，价格居高不变，第三，就是同茶官榷一样，生产、运输、保存等损耗太过严重，官府得不偿失。
刘娥临朝时，曾经大力支持过解盐通商，但后来宋朝与西夏交恶，国库压力山大，便又恢复了解盐官榷。
但实际的结果是增加的那点盐课收入，还不足以支付打击走私的之法成本。
庆历八年，范详正式开始解盐通商改革，主要有，盐商不能拿着现钱直接到盐池交易，而是先要到设在边境的折博务换取盐钞，再凭借盐钞去盐池提货，由于盐的特殊性，范详并没有完全的开放一级代理。
改革自古以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范详过于谨慎的原因，导致整个变革的成效大打折扣，引发了朝野内外一片的质疑声。
范详担心盐商将解盐运往各地之后，通过虚报，漏报等方式逃税，便将盐税提前算到盐价上面，如此一来，解盐的批发价格自然就会上涨，由于变法之前，市面上还有一定的存盐在，盐商们按照新法批发解盐的话，和市面上的解盐相比没有什么成本优势，所以新法刚开始的时候，朝廷的盐课收入不增反降。
朝臣们一看自然不乐意了，变法是为了增加收入，怎么反而越变越穷了呢？
如果放在现在来看，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预先摊入盐税的做法不是不可以，过渡时期的休克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市面上的解盐终归有消耗尽的一天，到那时，盐商们依旧是会回过头来批发朝廷的解盐。
宋仁宗一向耳根子软，大臣们提出质疑声，而范祥仍然坚持要改革，仁宗便派了包拯去调查此事，包拯认为这项改革是先害而后利，认为朝廷应该着眼于长远，不计较眼前的蝇头小利。
宋仁宗难得的采纳了包拯的建议，压下了各种质疑的声音。后来事实证明，包拯的判断是正确的，随着新法的推行，解盐通商的效益也显现出来。
从皇佑元年到皇佑二年，这两年的时间里，解盐的收入达到了289.1万贯，比过去两年的收入还多51.6万贯，到皇佑三年和皇佑四年，解盐的收入分别达到了221万贯和215万贯。
就在在时，范祥惹事了，被免了职位，那时的赵昕还在流求和福建路来回折腾，自然顾及不到范祥，要不然以赵昕的脾气定然是要率军好好教训一下作乱的羌人。
而且赵昕还知道接替范祥的李参做了一回猪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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