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舶司内。
流求进入稳定发展之后,赵昕才来到泉州,开始着手海外贸易。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海外贸易始终是处在贸易顺差,也就是说中国的商品畅销国外,有着广袤的市场,而国外的商品在中国却是销售惨淡。
提到海外贸易,就不得不说海禁政策。
海禁政策指的是封建社会,专制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与自身的根本利益,严禁沿海人民出海以及与海外国家开展贸易活动。如要出海,则需统治者的文书才可出海。
即便是经济繁荣,开放包容的宋朝也曾经实行过海禁政策的。
具赵昕所知,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规定私自与海外诸国贸易者,满一百钱以上判罪论处,十五贯以上就在脸上刺字发配流放到海岛。
也就是说宋太宗不止是全面禁止海外贸易,甚至连陆上与外国贸易也全面禁止,他还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作为一项长期国策来实行。还特意重申禁令,惩罚的法令也十分严酷,满一百钱就属于犯罪,超出十五贯就要在脸上刺字发配流放到海岛,后来又规定四贯以上判一年徒刑,二十贯脸上刺字发配当地当役兵。
宋太宗之后,海禁并没有得到松弛,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宋仁宗时期有关市舶的条法《庆历编敕》和《嘉祐编敕》,都明文规定:“客旅于海陆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
而宋神宗时期的《熙宁编敕》也规定:“往北界高丽新罗并登莱界商贩者各徒二年。”,直到宋神宗元丰二年才取消禁令。
而宋神宗时期的《熙宁编敕》也规定:“往北界高丽新罗并登莱界商贩者各徒二年。”,直到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才取消禁令。
宋神宗之后,宋朝海外贸易开展比较正常。然而,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初期,宋高宗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实行海禁,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他在建炎四年七月己未,“禁闽、广、淮、浙海舶商贩山东,虑为金人乡导”]。
不仅如此,他还在绍兴二年八月下诏没收沿海百姓的海船,每年更换一次,守卫海道险要,实质与海禁并无多大差别[。又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高宗于“绍兴十二年,兴榷场,遂取腊茶为榷场本,凡胯、截、片、铤,不以高下多少,官尽榷之,申严私贩入海之禁。”
北宋的海禁政策一是防止有商贩将海上路线告知辽国,一定程度上切断了辽国从海路进攻宋朝的可能。
二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宋王朝再开放,她也是专制的封建皇权王朝,
作为专制的统治者来说,要想政权能够长治久安,首要任务就是求稳,即面对的问题越少越好,其次,宋朝本质上还是农耕社会,小农经济是其社会构成的元素。
这一切,也是建立在儒家“忠君爱国”的那一套愚民之术中。
但海外贸易带来的思想危机是很大的。
此时的世界文明远不止宋王朝所代表的汉文明一家,还有西亚的阿拉伯文明,地中海的拜占庭文明、欧洲文明(基督文明)等。
如果放开海禁,那么通过海外贸易,势必会增长百姓的见识,扩宽百姓的眼界,就会对宋朝自有的小农社会体系进行冲击,这对于宋朝统治者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如果真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么就已经严重背离了以“重农抑商”的手段,达到“愚民、弱民、贫民”为目的儒家本质!
所以朝廷必须控制海外贸易,而不能让民间经手。
三是由于三冗的问题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国库入不敷出,而田地就那些,北宋政府也清楚,即便是把老百姓给榨干了,只怕也不够朝廷的开支,丝绸之路又被切断,只有将海外贸易牢牢的抓在手中,才能获取钱财来弥补朝廷国库的空虚。
所以海外贸易是宋朝财政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