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他也看不清，将来到底是徐阁老的天下，还是高阁老的天下。
但有一点，他和张居正来往得相当密切。
想来他也看得出来，就算徐阶和高拱之间互有高下，但以张居正对裕王府的重要性，尤其是对裕王和世子的重要性来看，这内阁的天下，十有八九将来会落在张居正手里。
他能提前抱紧真正的大腿，这是当前朝廷里，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做到的。
而申时行刚才在问话时所说的那些，其实理论上是正确的。内阁大臣们当然要对他们颁布的政策负责，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
但在具体实践上，内阁大臣们甚少会对自己提出的建议或政策负责，因为内阁班子不停地在换人，除了屹立二十余年不倒的严嵩这一班，往前推算，往后推算，一个内阁班子完全不换人的有效寿命不超过两年。
哪怕只是换了一人，那其他人就有充分的理由来推卸责任。而第一年往往需要用来回忆他们未入阁前提出的那些“英明”又极具蛊惑性的煽动性发言，这些发言一旦无法实现，就得对付迫切的现实问题。
而这些现实问题又无一例外地和国库银子相挂钩，通常是恐怖又具灾难性的，和嘉靖帝的私利相关，而这些恐怖之事往往又无一例外地要向全体臣民保密。
既然新的内阁班子要努力解决这些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就会依赖于吏部和户部。这就有点不幸了——因为吏部和户部的堂官往往也在内阁里，而且又忙于互相争论不休，根本无暇对银子不充足这件事向内阁班子出谋划策。换句话说，户部，四十余年来对国库就没有发挥过任何有益的作用。
所以，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既然不能开源就节流，节流就节在了冗员问题上。但又不能彻底整改明朝真正的冗员问题，而是浮于表面，进行面子工程，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装一装。
这样，过了少则一年，多则两年，内阁大臣们了解真实情况是怎样，随后打算真正地治理这些事情，但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弄出内阁了。因为内阁不需要一个真正励精图治的人。
此时，政绩只能退居在满足嘉靖帝私利之后了——或者不如说，唯有满足了嘉靖帝个人的私利，才能拥有继续在内阁待下去的资格。
你不用做任何事，你只需要满足皇帝就行。
因此，申时行其实最明白不过，他声称内阁制定标准和规则，其实只适用于当初制定这个规则的标准的全体内阁成员，但凡有一个人不在了，他们就有充分理由不认账。
而这番讨论还会进一步引申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内阁班子在短期内有了人员变动，那么这些规则和标准要不要作数呢？显而易见，一些官员就时常来填补这一空缺。
只有当内阁班子长期不变动，或者内阁首辅绝对大权在握，像之前的严嵩，或者将来的张居正之流。而一些官员，你根本不可能将他们清楚地规划到清流或严党，徐党或高党身上——他们总是相信，而且希望，内阁班子定期或不定期，但一定要短期内更换。这就给了他们不受上司们控制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若是他们在位太久，就会开始认为他们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嗯……某种程度上是如何治理下属了。
高拱也从侧面知道了这件事。
他很快将申时行和于可远叫到了礼部，这里相当于他的一言堂，绝没有外人，自然更方便说话。
高拱把二人喊来，然后一番责备。
申时行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于可远站在旁边不言。
高拱告诉他：“你可能为你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你什么都没解决。那些和稀泥的手段毫无用处！刘茂将事情都告诉赵贞吉了，现在赵贞吉捅到司礼监，过几天，你们就要肩并肩地受司礼监的盘问！你们必须有适当的答案——或者，最起码是一致的答案。”
于可远说他们必须首先确定好立场。